五仪解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曰:“然则章甫絇履,绅带搢笏者,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焄;斩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

  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公曰:“敢问何如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视,覩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雠也,将与谁其守?”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闲,复问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妖蘖,桑谷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大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唯明王达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乎!”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想评论一下鲁国的人才,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请问怎么选拔人才呢?”

  孔子回答说:“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倾慕古代的道德礼仪;依现今的习俗而生活,穿着古代的儒服。有这样的行为而为非作歹的人,不是很少见吗?”

  哀公问:“那么戴着殷代的帽子,穿着鞋头上有装饰的鞋子,腰上系着大带子并把笏板插在带子里的人,都是贤人吗?”

  孔子说:“那倒不一定。我刚才说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些穿着礼服,戴着礼帽,乘着车子去行祭祀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食荤;穿着用粗麻布做的丧服,穿着草鞋,拄着丧杖喝粥来行丧礼的人,他们的志向不在于酒肉。生活在当今的时代,却倾慕古代的道德礼仪;依现代的习俗生活,却穿着古代的儒服,我说的是这一类人。”

  哀公说:“你说得很好!就仅仅是这些吗?”

  孔子回答道:“人分五个等级,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分清这五类人,那治世的方法就都具备了。”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样的人叫做庸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庸人,他们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中说不出有道理的话,不选择贤人善士作为自己的依靠,不努力行事使自己得到安定的生活。他们往往小事明白大事糊涂,不知自己在忙些什么;凡事随大流,不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是士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士人,他们心中有确定的原则,有明确的计划,即使不能尽到行道义治国家的本分,也一定有遵循的法则;即使不能集百善于一身,也一定有自己的操守。因此他们的知识不一定非常广博,但一定要审查自己具有的知识是否正确;话不一定说得很多,但一定要审查说得是否确当;路不一定走得很多,但一定要明白所走的路是不是正道。知道自己具有的知识是正确的,说出的话是确当的,走的路是正道,那么这些正确的原则就像性命对于形骸一样不可改变了。富贵不能对自己有所补益,贫贱不能对自己有所损害。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说出的话一定忠信而内心没有怨恨,身有仁义的美德而没有自夸的表情,考虑问题明智通达而话语委婉。遵循仁义之道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强不息。他那从容的样子好像很容易超越,但终不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哀公问:“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贤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贤人,他们的品德不逾越常规,行为符合礼法。他们的言论可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道德足以感化百姓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他虽富有,天下人不会怨恨;他一施恩,天下人都不贫穷。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哀公又问:“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圣人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圣人,他们的品德符合天地之道,变通自如,能探究万事万物的终始,使万事万物符合自然法则,依照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来成就它们。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灵。下面的民众不知道他的德行,看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就在身边。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哀公说:“好啊!不是先生贤明,我就听不到这些言论了。虽然如此,但我从小生在深宫之内,由妇人抚养长大,不知道悲哀,不知道忧愁,不知道劳苦,不知道惧怕,不知道危险,恐不足以实行五仪之教。怎么办呢?”

  孔子回答说:“从您的话中可以听出,您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我也就没什么可对您说的了。”

  哀公说:“要不是您,我的心智就得不到启发。您还是再说说吧!”

  孔子说:“您到庙中行祭祀之礼,从右边台阶走上去,抬头看到屋椽,低头看到筵席,亲人使用的器物都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您因此感到哀伤,这样就知道哀伤是什么了。天还没亮就起床,衣帽穿戴整齐,清晨到朝堂听政,考虑国家是否会有危难。一件事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国君以此来忧虑国事,什么是忧愁也就知道了。太阳出来就处理国家大事,直至午后,接待各国诸侯及子孙,还有宾客往来,行礼揖让,谨慎地按照礼法显示自己的威严仪态。国君因此思考什么是辛劳,那么什么是辛劳也就知道了。缅怀远古,走出都门,周游浏览,向远眺望,看到那些亡国的废墟,可见灭亡之国不只一个。国君因此感到惧怕,那什么是惧怕也就知道了。国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国君由此想到危险,那么什么是危险也就知道了。国君明白这五个方面,又稍稍留意国家中的五种人,那么治理国家还会有什么失误呢?”

  鲁哀公问孔子:“国家的存亡祸福,的确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

  孔子回答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天灾地祸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哀公说:“好!您说的话,有什么事实根据吗?”

  孔子说:“从前,殷纣王时代,在国都的城墙边,有一只小鸟生出一只大鸟,占卜者说:‘凡是以小生大,国家必将成为霸主,声名必将大振。’于是,商纣王凭借小鸟生大鸟的好兆头,不好好治理国家,残暴至极,朝中大臣也无法挽救,外敌攻入,殷国因此灭亡。这就是以自己的肆意妄为违背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变成灾祸的事例。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时代,社会道德败坏,国家法纪紊乱,以致出现反常的树木,朝堂上长出桑毂,七天就长得两手合抱之粗。占卜者说:‘桑毂野木不应共同生长在朝堂上,难道国家要灭亡吗?’太戊非常恐惧,小心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思慕殷国的道义,偏远之国的使者经过多重翻译来朝见的,有十六国之多。这就是以自己的谨身修治改变天时,祸兆反变为福的事例。所以说,天灾地祸是上天来警告国君的,梦见怪异是上天来警告臣子的。灾祸胜不过良好的政治,梦兆也胜不过善良的行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只有贤明的国君才能做到。”

  鲁哀公说:“我如果不是如此浅陋,也就不能听到您这样的教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