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器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赞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

  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译文

  《程器》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九篇,主要是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反对“有文无质”而主张德才兼备。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作家注意品德的必要。刘勰以木工制器为喻,说明不应只顾外表的美观而“务华弃实”;对文人无行的偏见,刘勰深表不满。

  第二部分历举司马相如等十六个作家在品德上的缺点,批评了他们的道德败坏、贪婪无耻;同时又举出屈原和六个作家忠君爱国、机敏警觉的优良品质,一以说明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毛病,一以暗示后代作者应该向屈原等人学习。此外,还附带谈到管仲等七个古代将相,其品德上的毛病也不小,不过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而为人们所原谅罢了。

  第三部分进一步提出,作者不但应注意道德品质,还要通晓军政大事。不过关于政治修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这里未从理论上加以论述,而着重强调文人要兼通文武政事,不要只做“有文无质”的空头文人。

  第四部分提出刘勰所理想的作家,是要有文有质、德才并茂,能够进可堪当军国重任,退可保持独善而垂文后世。

  《程器》篇从品德方面来评论作家,是刘勰作家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务华弃实”,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之一,本篇则是从正面来论述“实”的必要性。刘勰虽然是以封建道德观念来评论作家、要求作家的,但从本篇所褒所贬的具体内容来看,在上层社会道德败坏的齐、梁时期,大都是有益于时的。在文学创作上,针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的实际情况,强调“有懿文德”,要求“摛文必在纬军国”等,对挽救当时颓废的创作风气,就更有必要。

  纪昀说:“观此一篇,彦和发愤而著书者。……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这是有道理的。刘勰写此书时尚未出仕,正值“待时而动”之际,他主张作家要能“纬军国”、“任栋粱”等,显然和他自己对当时现实抱有一定幻想而跃跃欲试有关。正因如此,本篇所论,透露了刘勰自己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研究刘勰思想的一篇重要资料。

  (一)
  《尚书·梓材》中讲到人材,比之于工匠把木料做成器具,是要兼有实用和美观两个方面。所以,木材经过砍削制成器具之后,还要涂上红漆,筑成墙垣之后还要加以涂饰。可是后来的作家们,常常只讲求外表,不顾实际,所以曹丕认为:“历代文人常常不注意小节。”韦诞评论作家,也对文人多有指责。后人随声附和,以为文人都不注意细节。唉!这真太可悲叹了。

  (二)
  现在大略地考察一下作家的毛病:司马相如曾偷情又受贿,扬雄贪酒又失算;冯衍为人不够正派,杜笃向官府求索没有个完;班固献媚窦宪而作威作福,马融做梁冀的爪牙而又有贪污行为;孔融因过于傲慢召致杀头,祢衡也由于态度狂放而丧命;王粲不庄严却急于做官,陈琳无知而过于粗疏;丁仪贪财爱货,路粹厚着脸皮讨吃喝;潘岳参与对愍怀太子的谋害,陆机逢迎贾谧、郭彰等权贵;傅玄刚愎狭隘而谩骂官府,孙楚险恶执拗而爱打官司。诸如此类,都是作家中存在的缺点。文人有过失,武夫也如此。古代的将军、宰相们,毛病同样不少:如管仲的偷盗,吴起的贪财好色,陈平的家庭生活有污点,周勃、灌婴都曾挑拨妒忌他人等。由此以后,例子多得数不完。如孔光身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于董贤;何况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低微的官吏呢?王戎是西晋的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不少人对他议论纷纷;何况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的文人,丁仪、路粹之类卑微的小人呢?但孔光虽有毛病,却无损他仍是有名的儒者;王戎虽有丑闻,也影响不了他仍是竹林之“贤”:这就由于他们名位较高,减少了人们的讥讽。至于屈原、贾谊的忠君爱国,邹阳、枚乘的机敏警觉,黄香的至孝,徐幹的安于贫贱等,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说一切作家都必有过失呢?

  (三)
  人具有各种才性,各有不同的优缺点,除非圣贤,很难责备求全。但是将军、宰相因地位高而被原谅,作家则因地位低而常被指责:这缘故就如大江大河能汹涌奔腾而畅通无阻,小沟小水则千曲百折而障碍重重。人的名誉大小,固然如此;职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人材是否被重用,要看能不能治事,鲁国的敬姜,不过是个聪明的妇女,却能推论织机的道理,来比喻国家大事。哪有大丈夫专心于文艺,就可不懂得政治呢?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只会写作而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才能,所以最终地位也不高。从前庾亮很有才华,由于功勋卓著而有声望,因而他的写作才能反不为人所称扬;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也会因文才而得名。文才武术,是可以兼备的。春秋时的卻縠就爱读古书,所以用为将帅;难道爱好文墨就不能精通武艺吗?孙武的《兵法》,文笔也很美好;怎能说学习武艺就可不通文墨呢?

  (四)
  所以一个理想的作家,应该具备良好的才德,等待适当的时机而行动,做出一番事业。因此,必须注意修养,以求充实其才德于内,散发其华采于外;要像楩木、楠木的坚实,像枕木、樟木的高大。写作必须有助于军政大事,出仕就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仕途不利则保全自己的品德而从事写作,仕途顺利便驰骋其才力以建立功业。这样的作家,就算是《尚书·梓材》中所说的人材了。

  (五)
  总之,着看过去的优秀作家,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如屈原和贾谊的名声传遍楚地,邹阳和枚乘的文采震动了梁国。如果只有外表而无才德,怎能从根本上给人树立榜样?优秀的作家不仅有利于己,也有光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