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

　　词的上片，写秋夜雨后与友人听潮。“今夜雨”三字，如同电影的台词，明白地点出时间和自然气象。即使在江南，秋雨也难得。正是秋夜雨“断送”“残暑”，大自然顿时改变模样，词人顿时感到痛快，真是久热逢甘雨。再去会友的江边“听潮声”，将是潮声欢腾，人心甜润，人潮相印，颇有“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的韵味。然而，面对秋夜怡人的潮声，不得不思考“明朝何处去。”这是双关语。一是问明天再去什么地方欣赏自然景色，一是问日后他们的政治归宿是什么，能否再相会。此等句非常妙，起到了总上启下的连带作用。

　　词的下片，写秋夜雨后与友人饮别。有感于秋雨“断送”“残暑”而饮酒，饮酒也应是祝愿秋雨“断送”“残暑”。“孤负金尊绿醑，来岁今宵圆否。”开头两句，就承上转入感情交流中。古代文人，以酒为酶，以酒开心，是修身的一大法宝。“金尊绿醑”含道义，地久天长现真情。为了不负于秋雨和江潮，痛饮干杯。“来岁今宵圆否”便是文人的共同心愿，但愿一“圆”吧。“酒醒梦回愁几许，夜阑还独语”，借酒感秋，倾诉衷肠。酒醉必入梦，酒醒必梦醒。酒醒梦醒头脑醒，人生话题又面临。自然界的秋雨“断送’“残暑”，可现实的“残暑”又不知何时“断送”，问君还有“愁几许”，恰是一江秋潮滚滚流，清尊断送秋。现在，“夜阑”了，朋友走吧，酒中多少情，梦中多少诗，留给词人一人“独语”，“明朝何处去”等到“来岁今宵”再谈。

　　全词，以秋雨“断送”“残暑”起兴，引发了词人政治上的“愁”感：“明朝何处去”“夜阑还独语”，一说明北宋社会禁锢较严，无有言论自由，二表示词人胸有不平，无处痛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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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颈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尾联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诗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时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不厌孤独。而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苦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的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时当深秋，满山的林木飘下纷纷的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哪里。“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和僧人的幽藏，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幽藏作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已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二句写景而兼记行踪，景中暗含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言筒意丰，蕴藏极富，堪称方家妙笔。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独敲初夜磐，闲倚一枝藤。”“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磐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磐。虽只身独处，而未怠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外边，耳听清脆的磐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个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倚”，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居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众心净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

　　综观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的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突显出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的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惮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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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发端“西风来晚桂开迟”一句，扣题“赏桂”。言重阳过后词人去赏桂，此时西风姗姗来迟，桂花正在盛开。“桂开迟”是对中秋节而言的，一般桂花盛开时多在中秋之日，因“西风来晚”，天气未寒，故桂花推迟了开花时间。“月宫移”二韵，讲月下赏桂。词人追随月光的移动，漫步在植菊的东篱下欣赏桂花的盛景。“东篱”二字，既写出词人赏桂时的悠然心境，又暗示了桂花与菊花一样均富有高洁的品质。李清照《鹧鸪天》：“何须浅碧深红色，泊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簌簌惊尘”一韵，化用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吴刚伐桂不止的传说。宋之问《灵隐寺》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白居易《庐山桂》：“偃蹇月中桂，结根依青天。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词中言从半轮的明月中，飘下桂花，簌簌作响，这里勾出一幅云外飘香，月轮飞花的优美境界，其形象不仅有视觉、嗅觉，还有听觉。“簌簌”一词，是视觉、听觉兼而有之。“吹下半冰规”是“半冰规吹下”的倒文，“冰”不仅点明是秋月，而且将月之皎洁勾出，有一种玉洁冰清的意境。“拟唤阿娇来小隐”一韵，承上，因这境界太优美了，于是词人又产生了一个优美的想像：想请像阿娇那样的美女到此处小隐，那么会引来更多的桂花飞飚，天外飘香。“阿娇”“金屋”化用汉武帝幼时对其姑母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的典故。这里将桂花与阿娇并提，将美的人与美的花互相衬托、比拟，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更突出了“赏桂”之情。“小隐”，化用王康琚《反招魂》“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的语典，写荷塘隐居之处。梦窗在《大酶》中曾描绘荷塘隐居处：有青山隐隐、碧水如镜，桃红柳绿，渔樵为伴，极为清幽美好。

　　下片，过拍“重阳还是隔年期”一句，扣题中的“十日”，言重阳节已过，再逢重阳只有又过一年为期。“还是”一词，表达了久等重阳的遗憾。“蝶相思。客情知”二韵，以蝴蝶相思的拟人手法，表达了词人与友人的相遇相知，盼望再次聚首赏桂之情。词人与荷塘的相识相知之情，在梦窗《醉桃源》中写道：“飞醉笔，驻吟车”（醉时飞笔行文，驻时行吟车畔）是十分惬意的事。“吴水，吴烟，愁里更多诗。”言在荷塘小隐的山林告别时，那烟水凄迷之处引发出愁情，而这愁情又酿出更多的诗意。此韵颇多画境与情趣，勾出词人多愁善感的心灵。最后一韵“一夜看承应未别”以设想之景作结，言在月光下赏桂虽只一夜，但格外引人重视，应看作我们永不相别的印记。前面言“愁”，至此笔端一转，言大雁飞来之时，将是秋空万里最美好的时光。古人有“鸿雁传书”之说，所以“雁来时”，应理解为有远方亲人寄来了书信，使词人有似虽已别离“应未别”之感。这虽然是词人的单相思，但也是他的一种热切盼望。结句另开一境，弹出亮色。

　　全词风格疏阴明快，语语可歌，与其他词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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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能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能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能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能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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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二疏传》有疏广“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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