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这首咏物诗，以寒菊象征忠于故国决不向新朝俯首的凛然气节。诗中句句扣紧寒菊的自然物性来写，妙在这些自然物性又处处关合、暗示出诗人的情怀。“抱香”，喻指自己高洁的民族情操，“北风”，双关语，暗示北方来的蒙古统治者。全诗写得壮烈激昂，掷地有声。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这句主要意思百花在春光明媚的时节盛开，独有菊花挺立在凌厉的风霜之中，不与百花争妍斗艳。郑接着，诗人又写百花已经凋零，只有菊花立于疏篱旁，意趣无穷。这里的“趣”，既指菊花的傲风拒霜、独放光华的自然之趣，也是画家融入菊花形象中的高洁坚贞、真淳自得的主观之趣。诗句融入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此中有真意”的意趣。范成大在《范村菊谱序》里提到“以菊比君子”的说法，云： 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晔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范成大序文与郑思肖诗句的题旨是相同的，范文可以帮助我们领悟郑思肖诗歌意象的深刻内蕴。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两句诗意深转一层。菊花盛开后，在枝头逐渐枯萎，花瓣并不凋谢落地，故云“枝头抱香死”。北风在南宋文学家的笔下象喻来自北方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枝头抱香死”比“抱香枝上老”更为痛切悲壮，且语气磅礴誓无反顾。“何曾吹落北风中”和“不随黄叶舞秋风”相较，前者质询，语气坚定；后者陈述，一个“舞”字带来了些许佻达的情调，与主题略显游离。更重要的是，前者点出“北风”，分明指向起于北方的蒙古汗国，反抗之情，跃然纸上。诗句用隐喻手法，是说宁可为坚持气节而死去，不愿屈服于蒙元统治集团，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真诚地剖白了诗人自己的至死不渝的崇高民族气节。

　　这首诗的重点是托物言志，不在于发挥画理，因此具有咏物诗的特征。全诗写菊花之形貌，得菊花之神理，又能超乎其上，在充分表现菊花自然属性的同时，摅写了郑思肖的爱国情操，既表现出菊花的自然美，菊画的绘画美，又表现了画家兼诗人的人格美，使菊花形象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和谐的统一，这首题画诗也便有了崇高的审美体验和深睿的哲理含蕴，使读者从中获得美感愉悦和生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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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林黛玉代贾宝玉作的一首五律，诗中所描绘的，是大观园“浣葛山庄”迷人的景致。诗题是由元妃指定的。这是一首相当出色的写景诗。

　　一开始，诗人就以简洁明了的笔触，先用两句诗切入诗题。“杏帘”句，一方面既传达出春风中杏红柳绿，酒旗飘扬这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对诗题中“杏帘”两字的巧妙绾合。“在望”句，写远远望去隐约可辨的田庄景色，表达了诗人对世外桃源式的农庄生活一片向往之情，并借以点明诗题。这样，一个诗题分两句吟咏，句法圆活且自然浑成。

　　“菱荇”以下四句，写客人眼中所见的山庄景色：这里，鹅儿在长满菱叶、飘着荇菜的清澈水面上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燕子更匆匆忙忙地从桑榆林中衔泥而去，到屋梁间构筑它们温暖的窝巢；而在弥望无际的田野上，一畦畦韭菜于春风中长得翠绿欲滴，一片片稻田飘溢着阵阵花粉的清香，好象在预告一个丰收的年成。在这片理想的“乐土”上，一切都生活得幸福而安谧。

　　从写景的角度看，诗人的笔法是相当细腻的：既注意动静相间，色味协调，又兼顾到点面的结合，尤其是“菱荇”两句，全由名词组成。这种特殊句法的运用，如果没有较高的驾驭语言的技巧，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但对于象林黛玉这样才华横溢的女子来说，只不过是略施小技而已。

　　诗的最后两句：“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以“颂圣”结束全诗，正所谓“曲终奏雅”。在颂圣中，诗人流露出对没有饥荒、没有冻馁的太平盛世的颂美之情，这是有粉饰现实的一面的，它说明作为大家闺秀的林黛玉毕竟对当时那种“水早不收，鼠盗蜂起……民不安生”的社会现实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的。但必须指出：在一般的应制诗中，往往都是需要用几句称颂的话来敷衍一番，因而林黛玉在这里的未能免俗，也就无可厚非了。

　　这首诗的首联，上句以“杏帘”开头，下句用“在望”开头，巧妙地将题目包含在内，描绘出了山庄的远景。中间两联对仗。颔联不用动词， 全用名词，将几种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生动活泼的农家图。颈联则改用正常的语序，读来流利上口。尾联尤其能够体现出黛玉的聪明才智。这首诗引用典故，笔法细腻，全诗动静相间，色味协调，充满了一种怡然自得的山野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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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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