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

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
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

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
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

　　此诗写一位远嫁的女子思乡怀亲的感情。全诗四章，内容都是远嫁女儿脑海中的形象活动。全诗从回忆与推想两个角度来写，可分两大部分，前后各两章，分别成一层意思。

　　开头两章，是远嫁姑娘的回忆，都是关于婚前家乡与亲人的事。首章回忆当姑娘家时在淇水钓鱼的乐事：“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和伙伴们一起到淇水钓鱼游玩，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不可能忘记。可惜眼下身在异乡，再也不能回淇水去钓鱼了，“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次章回忆离别父母兄弟远嫁时的情形。泉水、淇水，逐渐远去；父母兄弟，逐渐远离。离别的场面和离别的情怀，最使人难忘。远嫁的女儿回忆起这个场景，思念之情不可抑止。第一章、第二章共八句，重点在回忆，强调的是思乡怀亲之情。

　　第三、四两章是进一层意思：希企。眼下远嫁女儿已是人家的媳妇，故乡亲人都见不到。回忆激起的情怀，化作热情的企望：希望能有一天重归故乡。三四两章，便是想像回乡时的情景。淇水、泉水依然如故，“淇水在右，泉源在左”，与第二章两句一样，只是句子位置变化一下，实际上是用复沓的手法，表示重来旧地的意思。这时候，出嫁女已不再是姑娘家时持竹竿钓鱼那样天真了，而是“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副成熟少妇从容而喜悦的样子：故乡，我终于回来了！仿佛为了重新找回少女时代的感觉，这位少妇又到淇水。不过，这次不是钓鱼了，而是“桧楫松舟”，乘船游赏。不过，旧地重游，也不能排解远嫁多时的离愁。三四两章想像回乡的场景，正是远嫁归不得的少妇幻想的场景。想像得越真切越具体，现实中远离故乡不得归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所以，驾船游赏故乡的想像，根本不能解决思乡怀亲的愁思。

参考资料：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名句赏析
　　本文中写景的名句是：“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这里运用白描手法，语言简练，但形象逼真，妙趣横生

诗作对比
　　《小石潭记》和《小石城山记》写景抒情的“情”是否相同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中的最后一篇。作者寓情于景，抒发谪居生活的清寂苦闷、抑郁忧伤之情。他所写的游记散文，往往借景抒情，以寄托自己政治上不得志的悲愤。
　　《小石潭记》这首诗描绘了小石潭的石 水 鱼 树着意渲染了寂寞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的气氛,抒发了作者在寂寞处境中悲凉凄怆的心绪；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看见小石潭美景时喜悦的心情。

诗作分析
　　这篇散文共计221个字，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描写景物和寓含情感却恰到好处，真是一字不可增添，一字不可删减。
　　为什么小石城山会遭遇无人赏识的境况呢？这当然是由小石城山所处的偏僻荒凉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要到小石城山，需要从西山道口一直向北，越过黄茅岭下去，再稍稍向北，又折向东；在不过四十丈的地方，还有地层断裂，且被一条河水分开，并有积聚的山石横截在路端。试想，不是有非常好奇、迫切探峻心理的人，有谁愿意到这里来呢？有谁想到这里来呢？又有谁能和这小山产生心理共鸣呢？也只有柳宗元，也只有被贬的柳宗元。他从唐朝的都城长安走来，眼睛一亮，发现了荒野僻郊的小石城山，发现了它非同寻常的美。
　　柳宗元的眼光是独具慧智的，因为他有自己仕途坎坷的经历；柳宗元的胸怀是饱含怜惜之情和沧桑之感的，因为他有着与小石城山相似的境遇。只有柳宗元能发现它，也只有在柳宗元的眼中它才会放射出美丽的光彩，而且成为声名播世的美山。小石城山的美是他人不能掩盖的，因为那是天赐，谁嫉妒也白费劲。小石城山尽管处在偏僻荒远之地，但它却有幸遇见了柳宗元，于是成名。这或许是偶然，但不能说不是必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柳宗元不知道需要遇见谁才能走出这被贬的偏僻荒远之地，他的必然又在哪里。偏僻产生荒凉，荒凉产生空旷，空旷产生幽静，幽静产生忧郁，而忧郁产生思虑，有思虑就有美。世人很少能见的美，才是奇特的美。有时一个特殊的人物与自然之景就这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心心相通，人从自然中得到慰藉，自然之景又从人的思维中升华了美。
　　那就看一看这小石城山的奇特之景之美。它的形，上边好似垛墙望楼，旁边犹如耸出的天然城堡，且有城门；（这大概就是此山叫做小石城山的原因吧。）它的色，有树和竹的翠绿，闪动着一种生命所特有的坚韧、刚毅与追求之光，还有浓黑的洞穴，很神奇，也很神秘，里边一定盛着好多好多沉睡已久的故事；它的声，投进小石子，洞穴中就有咚咚的水声，声音十分响亮，很久才消逝，那肯定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在等人赏鉴并取名；它的貌，无土壤却生长着树木和竹子，且坚实葱郁，疏密相间，俯仰成趣，像是有才智的人布置的，但又比人布置的精妙，可谓鬼斧神工；而它的高度，环绕登到山顶，就能眺望到很远的地方，像是小石城山也在探视外面的世界，打听外面的消息。你能说这小山之景不美吗？不奇特吗？它的美与奇特，就在于它的简单。它自然质朴，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它孤独但并不渲染孤独，寂寞却不虚张寂寞，这就是小山的品质与性格。小山在这里呆了多少年，连小山自己也不知道。它真地有些郁闷，但心情总是很平静的，因为它正在等待一个人发现它，而它相信迟早会有一个人发现它。这个人终于走来了，他就是柳宗元。这小山的奇特之景之美，终于被柳氏的妙手点化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星，点缀在了世界和历史的天空，与群星一起，给人带来欣悦。 而这小小的石城山，没有被上帝安排在繁华喧闹的中原，却被安置在偏僻荒远之地，是上帝有意考验它的耐力与意志吗，还是想看看到底是哪位贤达智人首先发现它呢？那个所谓的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柳宗元的说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他先说更加相信这一切有上帝的特意安排，却又对上帝这样的安排不理解，觉得上帝不应该做千百年的美景不被人识的事。当有人对上帝的做法做了解释，柳宗元还是不相信。如果按理解与相信的角度讲，山水的命运全在乎上帝的安排了，山水也有受宠的和不受宠的，这和人一样嘛，像柳宗元这样才德都很美好出众的人，不就是因为改革失败了就被皇上贬到这僻远之地来了吗？而优美的小石城山，肯定也是遭上帝的贬谪了，至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这小石城山也有什么改革上帝章法或所辖秩序的想法。小小的一座石城山，能管得了那么多吗？你想显露出自己不俗的才华、美好的品质和远大的抱负，那会有众多的天神圣仙不能容你的，而上帝又一贯听从他们的意见。柳宗元的心里模糊，是他困惑的表现，古人迷信，特别是在遭受不幸时，更会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归结到天上去。其实他不相信才是对的。但不管怎样，小石城山和柳宗元相似的际遇让他俩相遇确实是一件幸事，在那个时代相遇，在这个地方相遇，于是在大千世界上，在滚滚历史中，产生了一篇美文，也产生了一座美山。文是短小的，山是小巧的。

诗作寓意
　　这篇山水游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作者以小石城山的不被人赏识来喻自己。作者很耿直，很执着，他笔下的山也是如此。文如其人，山亦如其人。小山如此之美，却无人赏，但小山并不因无人赏而失掉自己的美。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读文首先要研究作者的思想情感，学习作者的为人之道，做一个正直的、品德高尚的人。如此，才能将文章读透，对自己有所启发。如果只是就文章论文章，只是去研读文章的字词句等表面上的东西，那将会事倍功半，且永远达不到做学问的深度。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