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

　　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

　　“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

　　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参考资料：

　　从事有示愈以《荆谭酬唱诗》者，愈既谭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谭酬唱诗序》。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谭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而得出“材全而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谭，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而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而流传千古，而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而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而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参考资料：

　　诗的头两句写唐王朝政策失误。唐朝廷为了抵御藩镇，养了大量的军队，加重搜刮财物作军费，百姓痛苦不堪。唐朝廷对军费的开支很不得当，不是用它训练军队、加强军事设施，而是用它滥施赏赐买取官兵的斗志，结果是得不偿失。诗人在这里批评了朝廷对平定叛乱的战争缺乏有效的措施。三、四句写军纪败坏。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将领的政策，使得将领们对任意违反军令的人不依法严惩，只知道虚报战功，借以得到厚赏。《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二年》记载：“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竭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

　　五、六句写藩镇割据得以存在的原因。唐王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之乱以后，不曾有改善。在朝廷，宦官擅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操纵起皇帝废立生死的权力。诗人叹惋朝廷不求贤才辅佐，致使藩镇拥兵抗拒朝命。诗中形象地指出藩镇割据的形成与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朝廷内部贤人失位，政事不修。这种看法显然是比较深刻的。最后两句写战后的凄惨景象。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杀掠图。《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三年》记载：“沦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这“积骸成莽阵云深”一句，则形象地描绘出沧、景地区战后的惨状。

　　这首诗一中间四句连用典故，比喻恰切，讽刺辛辣，正反相间，对照鲜明，还用“竭闻”、“唯是”、“但须”、“岂假”等词语加以串联，新颖多变，一气呵成。

参考资料：

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翻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
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翻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翻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翻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参考资料：

　　王维这首送别之作意韵悠长，风神摇曳，绵邈蕴藉。饱含劝勉，一叙理想抱负之情。诗的开篇直接入题，描写送别情形。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现成之景，景中却蕴含深情：“柳”与“留”同音，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表示不忍离别，希望远行的人留下来。但分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友人乘坐的船只已经起航。这里写杨柳，不仅写现成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行客已稀，见境地的凄清，反衬出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第二句醒出“归江东”题意。刚才还很热闹的渡头，一下变得行客稀少，冷冷清清。惟有诗人自己，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友人渐渐远去。他的脑海里，或许在重温刚才与友人依依话别的情景，或许想起了之前和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追忆了。眼前只见友人所乘的船顺水而下，离自己越来越远。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船儿渐行渐远，友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友人乘船而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将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而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逢。想到这些，诗人的心中难免有些怅惘。这时，诗人依依不舍，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十分美丽的想象，有着无比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诗人似乎在对友人说：你在江上走，江南江北的春色包围着你；我的牵挂、友谊也和这春色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你，陪你一路前行。春满江南江北，情亦满江南江北。不必特意写离愁别苦，别情已经充盈了满篇。更巧的是，自然之景与深挚之情妙合无间，耐人寻味。将自然界的春色比心灵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极其自然。这里藉难写之景以抒无形之情，功夫当然又深了一层。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此诗描写的是最具普遍性的离别。与许多别诗一样，先用景色来制造—定的气氛，“行客稀”可见境地的凄清，反衬与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末两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与牛希济《生查子》诗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同样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感情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两句是作者突发的奇想，将春色比作心中对朋友的情谊，情景妙合无间，表露得非常自然。原本充满愁绪的离别被诗人写得哀而不伤，反而觉得形象丰满、基调明快，其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可否认。

参考资料：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