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要写梦，先言别；未言别，先说死，以死别衬托生别，极写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在诗人心中造成的苦痛。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吹来一片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梦；而故人所以入梦，又是有感于诗人的长久思念，写出李白幻影在梦中倏忽而现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乍见故人的喜悦和欣慰。但这欣喜只不过一刹那，转念之间便觉不对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既累系于江南瘴疠之乡，怎么就能插翅飞出罗网，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呢？联想世间关于李白下落的种种不祥的传闻，诗人不禁暗暗思忖：莫非他真的死了？眼前的他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乍见而喜，转念而疑，继而生出深深的忧虑和恐惧，诗人对自己梦幻心理的刻画，是十分细腻逼真的。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归魂去，诗人依然思量不已：故人魂魄，星夜从江南而来，又星夜自秦州而返，来时要飞越南方青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万丈关塞，多么遥远，多么艰辛，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里面，诗人忽又觉得李白那憔悴的容颜依稀尚在，凝神细辨，才知是一种朦胧的错觉。相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之间，风涛险恶，诗人内心祝告着、叮咛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惊骇可怖的景象，正好是李白险恶处境的象征，这惴惴不安的祈祷，体现着诗人对故人命运的殷忧。这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林青”，出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旧说系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蛟龙”一语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他说：“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通过用典将李白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李白命运的悲剧色彩，而且表示着杜甫对李白的称许和崇敬。

　　这首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参考资料：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
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
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
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符移火急蒐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
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崄巇。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
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奄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
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
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
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
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

参考资料：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