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参考资料：

　　《大风歌》一诗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

　　此诗每句中皆带有“兮”。刘邦故乡沛县原本虽为宋地，但已被楚国占有百年，文笔自然不免沾染了些许楚风。楚辞又由于其代表人物屈原的悲惨，而成为抒发愤懑的文体，且因楚地民风彪悍，楚辞便多了大气磅礴。刘邦选取这种文体，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他对家国兴亡的担忧，又不失王者风范。

　　《大风歌》整首诗仅有三句构成，这在中国历代诗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三句诗中每一句都代表一个广大的不同的场景与心境，而且作者对这三句诗真可谓惜墨如金、高度凝炼。其中第一句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是最令古今拍案叫绝的诗句。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他与他的麾下在恢宏的战场上是如何歼剿重创叛乱的敌军，而是非常高明巧妙地运用大风和飞扬狂卷的乌云来暗喻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同样的，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见汲古阁本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这是对的。“群雄竞逐而天下乱”，显然是指秦末群雄纷起、争夺天下的情状。“群雄竞逐”的“雄”，《文选》的有些本子作“凶”。倘原文如此，则当指汉初英布等人的反乱。但一则这些反乱乃是陆续发动的，并非同时并起，不应说“群凶竞逐”；再则那都是局部地区的反乱，并未蔓延到全国，不应说“天下乱”。故当以作“雄”为是。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只一个“威”字就是那样生动贴切地阐明了各路诸侯臣服于大汉天子刘邦的脚下，一个“威”字也直抒了刘邦的威风凛凛、所向披糜，天下人能与之匹敌的那种巨无霸的冲天豪迈气概。这样的荣归故里，刘邦的心情是何等的荣耀与八面威风！刘邦是在说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了帝位，因而能够衣锦荣归。所以，在这两句中，刘邦无异坦率承认：他之得以“威加海内”，首先有赖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之终于获得成功乃是靠了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出身于低微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得以当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某种心理活动吧！

　　姑且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最后一句比照上一句，都是直抒胸臆，写他的心情与思想，但这最后一句，刘邦并没有继续沉浸在胜利后的巨大喜悦与光环之中，而且是笔锋一转，写出内心又将面临的另一种巨大的压力。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居安思危，如何让自己与将士们辛劳打下的江山基业，不在日后他人觊觎中得而复失，回到故里后，去哪里挑选出更加精良的勇士来巩固自己的大好河山？ 使之大汉江山固若金汤！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假如说，作为失败者的项羽曾经悲慨于人定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了。

参考资料：

　　这首小令，以清新的语言，明快的色调，热情描摹歌颂了江南的风光。

　　荷花之最秀异者叫“水花”，这里实指菱荷之类。头三句说，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山上的各种水果成熟了，菱荷也散发着清清的芳香，家家户户都有种藕养鱼的池塘。从“家家风景有池塘”的描写里，使人不仅看到了江南山光水色的秀美，也想到了这里人民的勤劳和富庶。在写法上，这几句是从大处着笔，范围逐渐缩小。后面几句，则又由一个船头的侧影着笔，将意境开拓开去，使人想象到一个更广阔的境界。“木兰舟上珠帘卷”，木兰，木兰花，木兰树质坚硬，是做舟楫的好原料。《述异记》说：“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这里说，在华丽的木兰舟上卷起了珠帘——未写人而想见其人。“歌声远”三字，使人仿佛看到了词人那聆听妙音的兴致，船近时既观且听，船行远了仍在倾耳；“椰子酒倾鹦鹉盏”（鹦鹉盏，盏就是杯，是用鹦鹉螺制成的一种酒杯名。鹦鹉螺，壳乳白色，有青绿斑，里面有光如真珠，螺层尖处屈曲如鹦鹉嘴状，制为酒器，古雅奇趣可玩。大者可容酒二升，小者似今之酒杯稍大。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共酌琼酥酒，同倾鹦鹉杯。”可知这是一种较为名贵的酒杯）则是且听远音且忆方才船头所见的情景：男的手持鹦鹉杯，美美的饮着江南特有的用椰子酿制的酒浆，女的在放开她那清脆婉转的歌喉，船行远了，他还在“歌声远”中仔细地听着，品味着所见情景，这不仅使人想见到了歌声的优美，而且看到了一幅天长水远的画面，看到了一幅词人陶醉江南风光的图画。

　　一首仅仅三十个字的小令，却描绘出了江南山光水色之秀美，肥田沃土之喜人，农民之勤劳富庶，富者之悠闲自得，词人之喜悦欢畅，清川之舟楫往还。这样大的容涵量，写得却不拥不挤，雍容自如，疏淡雅致，这是很难得的。张炎《词源》说：“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作者的本领，就在于能将“大词之料”写成一篇小词，读来使人感到精美而有韵致。张炎又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这首小令的收尾，就富有余音缭绕之佳趣。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

　　诗共十二句。开头四句，紧扣“不遇”题旨，连用四个“不”字，反复叙写自己困顿失意的情形。北阙，指朝廷。首句是说自己，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表达用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句化用汉代杨恽《拊缶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退隐躬耕，因为天时不顺，没有获得好收成，衣食无着。第三句反用晋伏滔参加孝武帝召集的百人高会，受到孝武帝垂青的故事（《世说新语·宠礼》），借指自己不能挂名朝籍的不幸遭遇。五侯，用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等五人为侯的典故（《汉书·元后传》），此处泛指权贵。第四句意思是：阿谀奉承权贵，可以获得利禄，但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愿这样做，只能沉沦困顿。

　　接着的四句，描写主人公不遇失意后漂泊困窘的生活。河朔，。茂陵，。主人公落魄以后，远游河朔，投靠一位朋友为生。但滞留他乡，依附他人的生活，使他心中产生了深沉的乡思。家人住在京城，风尘阻隔，音信全无，他们都平安无事吧？还是暂且留在北地，登山临水，流连赏玩吧。即使春天已经来到人间，和风吹拂，杨柳依依，最能惹起人的旅思，也全然不管。既思乡怀人，却又宁愿继续漂泊他乡，主人公这一矛盾的心理，极深刻地反映了他失意以后凄楚、哀伤悲愤的心情。

　　最后四句，主人公向友人陈述他对世俗的态度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今天世上的人，只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我对这种现象大为不悦，内心十分鄙视。这一点，你是应当了解的。我希望先济世致用，然后功成身退，去过闲适的隐逸生活，岂肯一辈子庸庸碌碌，毫无成就，枉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主人公在失意潦倒、栖迟零落的境遇下，仍然说出如此高亢激昂的誓言，表现出他仍然有强烈的用世要求。

　　这首诗每四句一转韵，诗意亦随之而转换，是七古体裁中典型的“初唐体”，说明了王维的诗歌创作受初唐的影响很深。但诗中所表现的虽失意不遇，仍然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则是盛唐封建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

茕茕白兔，东走西顾。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这篇最初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题为《古艳歌》，无作者名氏。明、清人选本往往作窦玄妻《古怨歌》。《艺文类聚》卷三十记窦玄妻事云：“后汉窦玄形貌绝异，天子以公主妻之。旧妻与玄书别曰：‘弃妻斥女敬白窦生：卑贱鄙陋，不如贵人。妾日已远，彼日已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人不厌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独何人，而居是处。’”并不曾提到窦玄妻作这首歌。今仍从《太平御览》。这首诗是弃妇诗，上二句比喻自己被出而终恋故人，下二句是说服故人也应该念旧。

　　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靠）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