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美于外者，必其中无所有。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参考资料：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

　　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参考资料：

　　仅从文本看，诗写深秋月夜景色，然不作静态描写，而借神话传说宛言月夜冷艳之美。首句以物候变化说明霜冷长天，深秋已至。次句言月华澄明，天穹高迥。三四句写超凡神女，争美竞妍。诗以想像为主，意境清幽空灵，冷艳绝俗。颇可说明义山诗之唯美倾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特点在于即景寓情，因象寄兴。诗人不仅是写生的妙手，而应该是随物赋形的画工。最通常的题材，在杰出的诗人的笔底，往往能够创造出一种高超优美的意境。李商隐的这首《霜月》，就会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节，在一座临水高楼上观赏霜月交辉的夜景。它的意思只不过说，月白霜清，给人们带来了寒凉的秋意而已。这样的景色，会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诗所给予读者美的享受，却大大超过了人们在类似的实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诗的形象明朗单纯，它的内涵是饱满而丰富的。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霜月，说明时间在深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霜始降。”所以诗中说，听到南飞大雁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儿的鸣叫。而霜降时已经是深秋。征雁，南飞的雁。“水接天”的水，一般认为指的是霜月之光。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的女神；素娥，嫦娥，月中仙女。婵娟，美好的姿容。诗人李商隐写霜月，不从霜月本身着笔，而写月中霜里的素娥和青衣。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的，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这精神是诗人从霜月里发掘出来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混浊现实里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愿望；是他性格中高标绝俗一面的自然流露。

　　七言绝句《霜月》也能看出李商隐诗歌的唯美风格。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深秋时节，已经听不到蝉鸣，万里长空时时传来大雁寒冷中凄切的叫声。百尺高楼，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是现实的景色，澄澈空灵。而现实的环境是美妙离奇想象的摇篮，会唤起诗人脱离尘俗的意念。青女和素娥两位仙女不怕寒冷，在霜月中争比彼此的美好姿容，是诗人的幻想，也寄托了诗人不惧寒冷和高标绝俗的情怀。诗人运用想象与神话典故，创造出清幽而又瑰丽的意境。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人的笔触完全在空际点染盘旋，诗境如海市蜃楼，弹指即逝；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秋深了，树枝上已听不到聒耳的蝉鸣，辽阔的长空里，时时传来雁阵惊寒之声。在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楼独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闻征雁已无蝉”二句，是实写环境背景。这环境是美妙想象的摇篮，它会唤起人们脱俗离尘的意念。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诗人的灵府飞进月地云阶的神话世界中去了。后两句想象中的意境，是从前两句生发出来的。

参考资料：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
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
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
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
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
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
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
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