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吕】西番经

　　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兴亡，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亡交替，是无休无止的破坏，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都化为灰烬。

　　骊山（今西安市的东边），阿房宫当初的宫殿台基残存。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极其宏大，设施极其奢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攻入咸阳后阿房宫焚毁。张养浩途经骊山有所感而创作了这首“骊山怀古”小令。

　　开头三句“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回顾骊山的历史，曾是秦朝宫殿的所在，被大火焚烧之后，当时的歌台舞榭、金块珠砾都已不复存在，诗人用“今何处”一个问句，强调了对从古到今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感慨，并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文“只见草萧疏，水萦纡。”再不见昔日豪华的宫殿，只有野草稀疏地铺在地上，河水在那里迂回的流淌。草的萧索，水的萦纡更加重了作者怀古伤今的情感分量。

　　第六七句说：“至今遗恨迷烟树。 列国周齐秦汉楚。”到如今，秦王朝因奢侈、残暴而亡国的遗恨已消失在烟树之间了。而这种亡国的遗恨不只有秦朝才有，周朝、战国列强直到汉楚之争，哪个不抱有败亡的遗恨呢？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寄托了一种讽刺，是说后人都已遗忘了前朝败亡的教训！元朝统治者在夺得政权之后更奢侈挥霍无度，全然不顾国库空虚社会经济急待调整。

　　张养浩对当时的状况心怀不满，但想到列国的历史，又觉得从夺得政权，到奢侈暴戾，到最终败亡，乃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共同结局。杜牧说阿房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作者正是由此引申开来写道：“赢， 都 变 做 了 土；输，都变做了土。”这句结尾句式相同的两句是说无论输赢，奢侈的宫殿最后都会归于死亡，“都变做了土”，我们可以看作这是对封建王朝的一种诅咒，更是对封建王朝社会历史的规律性的概括。张养浩在另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的结尾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封建王朝的更迭，带给人民的全是苦难。而这首小令则是从王朝的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封建统治者无论输赢成败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作者辛辣地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争夺 政权而进行的残酷厮杀、焚烧及夺得政权后大兴土木的奢侈无度。它虽不及“潼关怀古”思想深刻，但也提示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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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饱蘸生活气息，充满真情实感的思母诗。

　　首句点明时节，渲染思情：霜打芦花，往日那一片片白茫茫的秋日生机欲舍难舍，令他想起了母亲的白发，想起了母亲的故去，不由潸潸泪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去年五月归家省亲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僧人典当了法衣，买了些粗米拿回家侍奉娘亲，而白头的娘亲就是在柴门边盼望着儿子的的归来……诗如一帧发黄的老照片，一首低回沉婉的曲子，响着余韵，久萦心间。

　　与恭出家之后未久，其父见背，唯留老母贫苦独守。恭公虽系出家之人，亦不能有负亲恩。虽然自己过的也是清贫淡泊的生活，仍时时接济老母。现在母亲也走了，留下的只是满腔怀念。这首诗并没有华美的词藻，只是用极普通的词语，叙述极平凡的往事。然而，诗中流露的全是一片赤子之心，孺慕之情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惋叹不已。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这首小令有个特点，即用了“顶针续麻”的手法，也就是将前句的结尾，用作后句的开头。马致远是这种巧体的始作俑者，所以在形式上还不十分完整，到了后起的散曲，如无名氏《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顶针”的表现就更为严谨了。

　　这首曲虽未点出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名字，其实却是以他的遭际生发，来“叹寒儒，谩读书”的。司马相如是元散曲中凭借真才实学而得青云直上的典型。作品将他题桥柱、乘驷马车、作《长门赋》的发达经历分为三句，一一作为“寒儒”的比照；后者终究有所不及，只得“且看了长安回去”。言下之意，于今即使有司马相如一样的高才，最终也得不到应有的赏识。作者欲擒故纵，一步步假设退让，最后还是回到了“寒儒”的原点。末句亦无异一声叹息，以叹始，以叹终；感情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严格地说，本曲在逻辑上是不很周密的，比如“读书须索题桥柱”就不是“谩读书”的必要条件，乘了驷马车，碰不上“谁买《长门赋》”，与“看了长安回去”的结局也成不了因果联系。但我们前面说过，本曲在形式上具有“顶针续麻”的特点。这一特点造成了邻句之间的紧密接续，从全篇来看，则产生了句意的抑扬进退。文势起伏，本身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在论点的支持上未能十分缜密，也就不很重要了。

　　“且看了长安回去”，似乎也有典故的涵义。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出门西向而笑。”唐代孟郊中了进士，得意非凡，作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曾被人讥为外城士子眼孔小的话柄。“寒儒”们还没有孟郊中进士的那份幸运，“看了长安”后不得不灰溜溜打道“回去”，“长安乐”对他们来说真成了一面画饼。这种形似寻常而实则冷峭的语句，是散曲作家最为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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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西湖之春的诗词曲可谓汗牛充栋，然此曲别是一番情调。前三句写西湖繁华，抓住了游人在春风暖日中徜徉之感受，突出一个“闹”字，管弦、莺歌，更有花团锦簇；“不知音”二句乃言西湖春景之“宜”，即所谓“宜晴宜雨”，“宜酒宜诗”等等一西湖无时不美，无处不美；

　　最妙自然还在末三句，作者感受之细微与独到，是极饶创造性的。特别是末句，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春之西湖与睡足了的西施醒来之比并，真可谓神来之笔，大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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