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同沈璧甫林若抚泛舟芙蓉湖候月

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
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这首七绝写了大雨前后的景象。前两句风雨雷电，气象磅礴；后两句雨住风停，清新恬静，一前一后对比鲜明。诗人通过对自然风雨的描写，借景抒情，抒发了一定的人生哲理：风雨过后，景色会格外美丽；遇到挫折，战胜挫折后，会觉得人生更美丽

　　前两句已把大雨写得十分畅满，极力描述了大雨的气势。黑云压城，风急雨骤，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急”、“驱”、“洒”三字形象地表现出夏雨的骤猛。云是“压”的，雷是“殷”的，又说明黑云、雷电的迅疾。

　　后两句描述雨过天晴的景象：雷雨过后，草色更青，池塘水涨，蛙声一片，诗人匠心独运，在震耳欲聋的雷声雨声后，仍写蛙鸣声，而两种声音，收到的是一闹一静的不同效果。雨后恬静平和的景象，与前两句磅礴威猛的雨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诗写的是雨来到和雨止的景象。诗的前半句写出雷雨交作，气势雄峻；后半句写雨过天晴，平淡恬淡。前雷声，后蛙鸣，两两对照，逸趣横生。诗人通过写大自然的景况，告诉读者大风大雨虽然猛烈，但时间不会长久，当人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要勇敢顽强，与之斗争，难关是会度过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夏天所特有的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开门见山，展现了大雨奇观。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疾。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一片蛙鸣。诗人通过自然界的风雨，感悟到了人生哲理。这首诗在造词遣句上虽模仿唐人，但在立意框架上与宋人咏景诗相近。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景况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赋有理趣。

参考资料：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参考资料：

　　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这首诗却相反，塞北虽苦，但终究是故土。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主题更上一层楼。

　　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语气中充满欢欣。诗人一开章就说“春风一夜到衡阳”，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乍看起来，好像有悖于常理，仔细一琢磨，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因而对此特别敏感，暖风初至，便喜不自胜。

　　第二句“楚水燕山万里长”，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忖量着“楚水燕山”的漫漫征程，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这一层跳跃，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可说是“闻风而动”，绝无犹豫。“楚”，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燕”，却是寒冷的北国，山水互文见义，正说明从南到北，这中间，要经历千山万水。“万里长”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而此时的江南，春色佳丽，正好流连。对此，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不但诗人要“怪”，连读者也要“怪”。

　　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他却说“江南虽好是他乡”，由此看来，诗中的“楚水”、“江南”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遁迹林泉，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

　　本诗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取向不同，不写秋雁南归，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而是写春雁，在春风吹到衡阳时，不计从“楚水”到“燕山”的“万里”之遥、程途之苦，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

　　诗歌四句的结构，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引出疑问，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加强了艺术效果。

参考资料：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本文名为尊经阁作记，实际上只有结尾一段，用极为概括的语言涉及这个阁的有关方面，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阐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即“心外无物”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评论：“阳明先生一生训人，以良知良能，根究心性，于此记略，已具备矣。”可以说，本文是浓缩了的阳明学说的全貌。

　　论证层层深入，正反论据互见，是全文的一大特点。文章先从六经的不同表现形式谈起，继而结合了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六经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的“常道”，它作用于人生的整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接着，作者不厌其烦地从六经的核心内容、学习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而后又对那些舍本逐末的“世之学者”的错误认识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斥责。直到结尾时，即便是介绍写作本文的缘由，作者也还语重心长地希望“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首尾贯通一气，中心非常明确。

　　在行文上，全文多用排比句，而且是同一句式多次出现。如第二、三、四段的开头都是这几句话：“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重复，实际上这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同时，这种手法在结构上还起到了加固作用，把这几个段落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在比喻的运用上，在用词的灵活多变上，都显现出作者一定的功底。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