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随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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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第一句作者上来就点明了时间，大雪飘零，万物冰冻，首先在时间上为作者下文抒情奠定了基调。瘦马，残月，都是一组凄凉的意象，作者在这里用他们渲染气氛。阳关自古就是人们分别的地方，作者在这里使用主要是表明自己的离别之情，用了暗喻的手法。作者接下来说分别的时候，车轮呜咽的也哭泣了，暗含对分别的伤痛。

　　下句作者重点以情驭景，他开始感叹时间还在，但是物是人非，昔人不再。他开始回忆起自己以前与人相处的美好时光，想到这里，作者想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感慨的说一句：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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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颌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这份忧虑来自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以及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君今不幸离人世”。尾联中的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诗人对战友“离世”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伤感和令人心碎的惋惜。一个“君”字，更是包含了无限的意蕴，是对战友的呼唤，又是痛惜中的自言自语，既想到了过去，又想到了现在和未来。于是，结句“国有疑难可问谁”，便在久蓄之势下，冲涌而出，从而把罗荣桓国之栋梁的形象树立了起来，同时也把诗人为国痛惜的感情凸显了出来。如此平白语句，然而字抵千钧，感人肺腑。一句诘问，问苍天，问大地，更是发人深省，催人泪下。尾联两句，把追忆与评价、个人与国家、悲痛与惋惜，皆以浓重的感情高度地糅合在了一起，成为全诗一个自然的总结，而且结于发问，情真意切，志深笔长，叫人久久难以忘怀。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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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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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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