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闾大夫祠

　　此诗通过咏鲥鱼，讽刺君王重口体之养而劳民伤财，重宦官小人而忘祖宗远君子。诗以颔联为中坚，首联写鲥鱼被帝王看重，颈联写营运时情况，尾联抒发感叹，都为鲥鱼入宫后赐宦官而不及荐祖庙而铺设。全诗咏鲥鱼，但不是一般的咏物，而是重在讽刺，对比之中深含讽刺，讽刺中寓对比，相互照应。

　　“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桔未应先。”两句写江南鲥鱼，五月就运到北京。第一句点出了五月间船经过许多地方，才把这鲜美的鲥鱼运到北京。此时正是鲥鱼最鲜美的时候。但这时连南方的荔枝，卢橘都未能运到北京，可见鲥鱼之鲜。诗人运用对比，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生活需要已达到穷奢极欲的地步。

　　“赐鲜遍及中珰第，荐熟谁开寝庙筵。”三四句写赐鲥鱼给宦官而不祭宗庙。这里用“中珰”来代称宦官。皇帝把新鲜的鲥鱼赏赐给宫廷中每一个宦官之家，从中可知“皇恩浩荡”，说明宦官地位很高，备受恩宠。从中也可知道鲥鱼的贵重、也反衬了宦官的地位和权势。各地贡给京都的时鲜土特产，封建帝王竟置宗庙于脑后，而先赏赐宦官，说明了封建统治者所标榜的孝道是多么虚伪。此联亦是下句同上句对照，讽刺意义鲜明。

　　“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五六句写陆路水路送鱼忙。尽管是满天风沙，送鲥鱼的驿骑，仍日夜奔驰。在炎热的暑天，江上送鱼船里就用冰雪护着鱼，以保持其鲜味。鲥鱼运到北京其间历经千辛万苦。白天信使骑着马在风尘中奔驰，一路上不知累倒了多少匹健壮的马匹。一个“驰”字、“护”字，就足以说明封建帝王为享乐腐化的生活而不惜劳民伤财。

　　结尾两句写受赐无望的愤懑。鲥鱼白鳞细骨很可爱，但只有那些“玉筯金盘”才有希望得到宫中传来的赏赐。由鱼论及朝政，表示了作者对明中叶宦官专横当道的莫大讽刺，亦表示诗人自己受赐无望。以此作结，既说明了诗人的愿望，也说明了诗人的不满。

　　全诗运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以突出主题。作者将讽刺性放在对比之中，用鲥鱼之鲜对比宦官之贵，用不祭祖先却先赐鲥鱼对比皇帝同宦官的关系，再用运鱼进京的千辛万苦对比宦官正举着玉箸夹吃金盘中的鲥鱼，对比之中深含讽刺，讽刺中寓对比，相互照应，因而构成了这首诗深刻的讽刺意义。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