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歌者何戡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参考资料：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参考资料：

　　这首诗写的是春尽时的惋惜和不忍作别情感。伤春伤别本是唐诗的主题之一，以之寄寓一种人生的思绪，如对时光流逝的慨叹，或对生命惆怅的一种排遣。所以这种诗中大都笼着感伤情调，这首诗也不例外。

　　诗的起句告诉我们春天的日子很短。句中的景即为“影”，可解释为“日影”、“光影”。春天的日子短，也就是说春天很容易过去，美丽的春光很容易消逝，这自然而然很易引起人们一种惆怅的情怀。这一句写景，那么下一句便是抒情了。作者说“愁随别夜长”，抒发了一种伤春与离别愁绪。上句“景短”，下句“愁长”，一景一情，相与对照，正好笼括了全诗的主题。我认为全诗的诗眼正在这一联当中，即那个“愁”字，正是愁的情绪贯穿了全诗的字字句句。

　　颔联的两句都有典故。“暂棋宁号隐”用典出自《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坐隐。”王中郎把自己隐居在围棋之中，而诗人却不能，他说暂时下几盘棋不能称之为“坐隐”，只是聊解愁绪罢了，而终究不能像隐士们那样超脱，“轻醉不成乡”是亦化用典故，《新唐书·王绩传》：“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但诗人也不能像王绩那样完全沉入醉乡之中，他说：轻微的酒醉不能说是进入了“醉乡”，正表现了他难以完全摆脱的不宁心绪。

　　颈联是纯粹的写景，也正承首联而来，具体地展示了春残的狼藉景象。“风雨曾通夕，莓苔有众芳”，意即暮春的风雨曾通宵达旦，而春花不堪风雨的摧残，凋零也就更快，全都散落在苍绿的莓苔之上。因春短而生愁绪的诗人面对这狼藉残红，痛惜花飞花谢，以至于彻夜难眠，心情之凝重可想而知。这两句也可称为流水对，其景物的联缀在于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即下联的“莓苔有众芳”是因为上联的“风雨曾通夕”。

　　尾联用拟人手法，是写诗人送春归去的情景。“落花如便去，楼上即河梁”，意思是花落了春天也将随之而去，那么这楼上就是送春归去的地方。末句也是用典，从苏武诗的“携手上河梁”一句变化而来。苏武在河梁送别友人，诗人在楼上送别春光，其地不同，而那种强烈的惜别之情却是一样真挚、深沉。所以，“愁”仍是诗人的主要情怀，“愁”字仍为全诗的主线。

　　我们可以来为此诗结构一幅意象画：在暮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诗人坐在小楼烛影中，桌上摆着围棋的残局，杯里还有剩酒，以醉遣愁的诗人想象着风雨中众芳零落的形状，在心中默默挥手与春作别。

　　全诗感情细腻，体物深刻，用典颇多，风格正可用纤巧两字概括，从中可看出诗人诗学温李的痕迹，只不过他的文字比较朴素显豁，而李商隐却要隐晦深沉得多。由于李的才力高于唐，所以唐诗远比不上李诗的韵味和文采。《蔡宽夫诗》批评唐彦谦诗“格力卑弱，仅与罗隐相先后”，甚为得当。

　　《石林诗话》云：“杨大年、刘子仪喜唱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清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不以杨、刘为过也。”杨大年、刘子仪皆为“西昆”诗人，诗重李商隐，也喜唐彦谦的“用事精巧，对偶清切”，而且黄庭坚也承认这一优点。这可以看出诗人在艺术形式上对近体诗的完善。这首五言律在对仗、用事及遣词造句上确实极为认真。诗中前三联皆为很工整的对句，可谓“对偶清切”；诗中还有“棋隐”、“醉乡”、“河梁”三处用典，而且不着痕迹，也可谓“用事精巧”了。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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