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之池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这是一首欢快的劳动对歌。可以想像，这种场面，时至今日，还屡见不鲜。沤麻的水，是有相当强烈的臭味的。长久浸泡的麻，从水中捞出，洗去泡出的浆液，剥离麻皮，是一种相当艰苦的劳动。但是，在这艰苦的劳动中，小伙子能和自己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又说又唱，心情就大不同了。艰苦的劳动变成温馨的相聚，歌声充满欢乐之情。

　　全诗三章十二句，其实只是一个意思，一章已经把全部意思包容了。二、三章只是复沓。而复沓，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语反复吟唱，正是中国民歌传统的语言形式。这种反复吟唱，既表现劳动青年感情的纯朴强烈，又以复沓的手段加强诗歌的主题。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果说变化，三章只换三个字，一个沤的对象不只是麻，还有苎麻菅草；一个是晤的形式变了，还有言来语去。这说明随着劳动过程的延续，爱情的温度也在渐渐提升。

　　诗以浸泡麻起兴，不仅写明情感发生的地点，也暗示了情感在交流中的加深，麻可泡软，正意味情意的深厚，而根本的还在于两人可以相“晤”，有情感的相互对话的基础。

　　大麻、纻麻经过揉洗梳理之后，得到比较长而耐磨的纤维，成为古时人们衣料的主要原料，织成麻布，裁制衣服。白色麻布制成的衣服，不加彩饰，叫深衣，是诸侯、大夫、士日常所穿；洗漂不白，保留麻色的粗麻布，就是劳动者的衣料。因此，每年种植、浸洗、梳理大麻、芝麻，是春秋前后很长历史时期农村主要劳动内容之一。

参考资料：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真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参考资料：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试为寡人说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 、洧之间 。是时向春之末 ，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复称诗曰：寐春风兮发鲜荣，洁斋俟兮惠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因迁延而辞避。盖徒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故足称也。"
　　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登徒子”一向被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便是从赋后始。其实此赋中登徒子，说他是一个谗巧小人还可，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赋中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他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好色。作者描写的登徒子妻岂止是丑，简直令人恶心，而登徒子“悦之”，若好色如登徒子，可称为“色盲”。其实，作者是根据《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推而广之，目的是指斥嫉贤妒能的谗巧小人而已。同时，更是借章华大夫的“‘发乎情，止乎礼’来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李善《文选》本赋注），曲折地表达讽谏楚王之意。

　　此赋写了三种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登徒子是女人即爱；宋玉本人是矫情自高；秦章华大夫则好色而守德。作者以第二种自居，是为了反击登徒子之流，实则作者赞同的是第三种，即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态度近于人性而又合乎礼制是我国古代文人大夫对待两性关系代表性的态度。和道学家或滥淫者比较，这确也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反映。

　　此赋极尽刻画之形容，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这种方法，继承了前人，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此赋的描写更细腻更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这篇《登徒子好色赋》问世以后，登徒子便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然而只要细读此文，就不难发现，登徒子既不追逐美女，又从不见异思迁，始终不嫌弃他那位容貌丑陋的妻子，这实在非常难得。登徒子在夫妻生活方面感情如此专一，绝非好色之徒所能办得到的，因而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的必要。

　　宋玉此赋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烘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美女的肖像。文中有这么几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段话不但一直被后世引用，而且还有人仿效其方法写作。如乐府民歌《陌上桑》在描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究竟有多么美丽，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只写出挑担子的人撂下担子，青年人脱下帽子，农夫忘记了犁地和锄草，甚至招来家人的怨怒，就因为观赏罗敷去了。这种描写美女的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滨，在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歌时，也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歌词中是这样描写那位美貌牧羊姑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人们为什么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呢？就因为那位牧羊姑娘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乃至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愿变一只小羊，躺在她的身旁，每天让她用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黄梅戏的《夫妻观灯》，也是同样。正月十五元宵夜，一对年轻夫妻去观花灯，看着看着，小伙子对周围观众不去看灯，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漂亮的妻子看很是不满。用此种烘托的手法去描写美女，可说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追本溯源，盖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

参考资料：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参考资料：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参考资料：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