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参考资料：

　　一、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要辅之以科学有效的措施。寓言中的庸医扬言他专治驼背，经他着手的病人，都能治好。但是他的治疗方法却是用两块木板夹住病人，用人在木板上面踩踏。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治疗方法。我们每个单位在年初时都会提一些年度目标，向职工展示美好的前景。比如许多单位都会说要改善职工生活，提高职工福利待遇。这本是个很好的愿望，也是受职工欢迎的愿望。但如果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不是通过正规渠道，那就成“庸医”了。这种例子不是少数。如有的单位通过乱收费来增收，有的通过非法手段来增收。今天报上刊登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已判刑），就是要求每一个私营业主向纪委缴40万元买一块纪委颁发的保护牌，不买的话就通过种种手段刁难，甚至把业主“双规”。这样的人不是“庸医”是什么？这样不但没有为职工谋好利益，反而损害了职工的利益。

　　二、一定要分清轻重，不能本末倒置。寓言中的庸医把病人治死了，驼背的儿子找医生评理，他却说：“我只管把他的驼背弄直，哪管他的死活！”他的错误就在于顾此失彼，轻重不分，本末倒置。在回答治驼背与救性命这两者之间谁更重要的问题时，他选择了前者，即轻者。而对更重要的“性命”，他却忽视了，因而酿成了把活人治死的恶果。我们平时的工作中，也经常要治理一些不良现象，如职工上班不遵守纪律、工作积极性不高、违犯操作规程等等。在出台一项管理措施或有关政策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其实施的后果，避免因为治理了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其它更加严重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发现操作走样，或是因为政策、措施本身不完善，必须及时纠正，以免酿成恶果。假如寓言中的医生听到病人呼救时，能及时停下来，病人就不至于丧命了。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呤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白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白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爵叮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荷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

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佳期一梦断人肠，静倚银釭待。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梨花带雨，柳絮迎风，一番愁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

　　词的上片以佳期如梦、情人离去、雨败梨花、风吹柳絮等不如意情事，极力渲染愁怨的氛围，传达出伤心断肠的情绪；下片则描摹当年绮楼画阁、歌舞欢乐的场面，作为繁华、兴盛的象征，感叹“市朝更改”后的凄凉。全词多用对比手法，凄哀低婉，意蕴丰厚，十分含蓄。此词以一个饱经世态炎凉、彻夜孤栖难寐的思妇的口吻，喻写江山易代、缅怀先朝的感伤。

　　上片字面是写思妇伤春怀人的愁绪。“辜负天工，九重自有春如海。”谓一派惆怅之情，开篇即溢于纸表。“隔浦红兰堪采，上扁舟、伤心欸乃”一句，见于南朝梁江淹《别赋》：“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巡层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即思妇见到带着晨露的红兰，倍觉独宿之凄楚。这几句词既是承彻夜未眠丽来的晨景，更是要引发读者对《别赋》所咏情境的联想。春景与闺怨，在词中已完全融为一体。仅就写思妇愁绪来说，此词已臻化境，具有很高造诣；而在字句之中，又寄寓着词人的故国之思，其境婉曲深沉，其情刻骨铭心，更显示出作者的过人才华。

　　下片从字面看，是而今孤寂难耐的思妇对昔日繁华生涯的追忆。“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下片的开头，也同上片的开头一样，发出强烈的感慨，定下全片的基调。“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则是对当年繁华情景的具体刻画，真个是彻夜笙歌，风流体态，与今日的孤寂冷落，恰似天上人间。

　　“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写的是回首当年后引起的感叹。“金钗十二，珠履三千，凄凉千载。”意谓当年的盛况已一去不返，只留下永久的凄凉。转眼之间，一切皆空，不得不感慨万端。上下片合看，此词的抒情主人公当是流落民闻的豪门歌妓，一生经历了人世的荣辱升沉。其境遇，酷似白居易《琵琶行》中“夜深忽梦少年事”的商妇，在孤栖难眠之际，难免要回首前尘。

　　此词的突出特点，就是寄托遥深，明是写闺怨，实则抒国恨。“一自市朝更改”，实为江山易代。故此词今昔对比的忧思，远比慨叹世态炎凉深广。《琵琶行》中刻画的商妇，不过是失意官宦的写照；此词中塑造的思妇，则是爱国志士的喻写。因此，感情色彩强烈，也就成为此词的鲜明特点之一，几于句句酸苦，字字锥心。这两个特点，使得此词词气超迈，境界高远，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前人对此词境界深有理解，况周颐《蕙风词话》评此词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莲社词》是南宋词人张抡的词集，“双阙中天”是其所作《烛影摇红·上元有怀》词的首句。张抡所作，直抒亡国之痛：“驰隙沆年，恍如一瞬星霜换。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夏完淳的词，也寄寓着故国之思，二者确乎“托旨略同”。可见简单地就字面理解，无法把握夏词的深意。

　　但是，夏词与张词，在艺术手法上迥然不同。一是深有寄托，一是直言抒怀。有人未把握这一差异，把夏词也当作直接抒情的作品，以至作出不够准确的解释：“这首词作于南都陷落之后。上片写故乡松江的眼前景物，触目烟花都成愁怨。下片回忆当年南都旧事，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表现出一个青年志士对国家倾覆的无限感伤。”照此讲法，夏完淳的故国之思，只因“绮楼歌吹，都随逝水”而起，简直大大有损于少年英雄的完美形象。而且，这种讲法将寄托遥深的浑融之作，解作直白生硬的浅陋之作，也大大贬低了此词的艺术价值。只有把该词看作借思妇哀怨表现亡国之痛，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领会词意。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