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子後寅前东向坐

　　此诗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前两句写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和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后两句是诗人在发泄幽愤，既是对唐玄宗的讽刺，也是对忠谏之臣的赞美和惋惜。全诗文笔流畅，言浅意深，篇幅虽短小，立意却不凡。

　　诗中第一句“阊阖千门万户开”极写唐玄宗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唐代宫门千重万层大大敞开的升平气象。阊阖，本是传说中的天门，但诗人为表现唐玄宗的威严和气势，特意把它放在句首，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此外，按实际情况来看，即便是皇家宫殿，即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也不会有“千门万户”同时打开的浩大声威，但诗人在这里巧用夸张手法，着意描写皇宫的富丽堂皇，着意描写李隆基的威势。

　　“三郎沉醉打球回”，突显出唐玄宗打完球后带醉而归的得意神情。诗人虽是宋朝人，却直呼“真龙天子”的小名“三郎”，未免也有不敬之嫌；又与前句的“阊阖”相对，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戏谑的色彩。“沉醉打球回”，一方面是说唐玄宗打了球、喝了酒，醉熏熏地归来；另一方面着重用“沉醉”二字刻画唐玄宗醉生梦死、淫乐无度的内在气质。前句“千门万户开”，把唐玄宗的威势写到了极点，后句“沉醉打球回”，把唐玄宗的淫乐也写到了极点；在这一“始”一“放”之间，诗人的态度立然可见。

　　诗的后两句着重揭示唐玄宗之所以能够这样淫乐无度的原因：“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原是玄宗朝中的直臣，“尝谏明皇宴乐，常改容谢之”，对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后来，张九龄以老乞休，韩休不久病逝。表面上看来，诗人似乎在直陈史事，对这位“沉醉打球回”的风流天子未贬一语。但实际上，句中“潜台词”是很多的。

　　其一，张九龄以老乞休，最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后期已经不想励精图治，只信任“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只愿意听阿谀奉承的顺耳话，不听直言敢谏的臣子的逆耳话。

　　其二，“无复明朝谏疏来”，似乎是“九龄已老韩休死”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又是在暗示唐玄宗的心理活动：那些讨厌的老臣都不在了，朕只管花天酒地地玩。

　　其三，即便是张九龄、韩休都已经不在了，朝中应该不会连一个直臣都不剩，暗示出关键在于唐玄宗再也不任用直臣。因此，诗的后两句虽然看起来是客观陈述，实际上处处是在指责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流露出诗人对封建统治者乐极生悲的告诫。

　　全诗篇幅虽短，立意可谓不凡。文笔流畅，言浅意深。诗人忧国忧民，一片忠心可掬。诗人通过题咏画中的史实来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又曲折而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对当朝统治着腐败政治的不满。

参考资料：

　　吟咏六朝古迹，是唐宋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材，但在北宋词中并不多见，贺铸之前只有张昪《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等几首。其中向来受人注目的金陵怀古词，则有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和周邦彦的《西河》。前者因其笔力峭劲而被誉为“绝唱”；后者因其“隐括唐句，浑然天成”而享盛名。贺铸这首《台城游》，也为金陵怀古。从创作时间上来说，正好位于前两者之间；从艺术风格上来说，有着自己的独擅之美，足可以与前两首鼎立词坛。然而，因为贺铸素以“贺梅子”著称于世，时人多激赏其如《青玉案》那样的盛丽深婉之作，而忽视了他抑塞磊落、激越亢爽的抒怀、登临诸作，至使这一颗词中“明珠”，长期以来不甚被人重视。

　　在这首词的上片，贺铸一反怀古诗词大都采取侧面烘托、借景寄慨的蕴藉笔法，首先拈出一段最令人感慨的史实来正面描写，表现了自己指点江山的鲜明态度和强烈的爱憎。

　　开端两句，一写江山，一写史实，都从大处落笔，高屋建瓴，气度非凡。“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长期以来就被骚人墨客所称道。词人登临送目之时，正逢天高气爽的秋季，因此用“潇洒”来形容“南国”，就显得非常贴切传神。在这澄江如练，龙蟠虎踞的江山之中，数百年来，六朝的末代君主，一个个粉墨登场，恣意声色，竞事豪奢，最终国亡身辱，成为江山的千古罪人。词人于“潇洒”之前下一“本”字，于“豪奢”之前下一“浸”字，在貌似客观的评述之中已经蕴含了自己主观上的无限感慨。

　　接下来一连五句，词人用冷静的态度铺叙六朝最后一个君主陈叔宝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这里的每一句，都有着确凿的史实依据。据《南史·陈后主本纪》所载，这位昏庸风流的短命皇帝，在隋兵压境，危在旦夕之际，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后宫“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日‘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这就是词人所写的“台城游冶，襞笺能赋属宫娃”。他搜刮民脂，营结绮、临春、望仙三座高达数十丈的楼阁，偎红倚翠，酣饮消暑。“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南史·张贵妃传》）。这也就是词人所写的“云观登临清夏，璧月流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在最后一句里，词人以皮里阳秋的笔法写出了这批浑浑噩噩的末世君臣优游佚乐的生活和醉生梦死的心理状况，已暗含结拍的转折。

　　果然，“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公元589年，隋兵攻破金陵，烧起了一把梁摧瓦飞的熊熊大火。急迫之中，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人避身井中。“既而（隋）军人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同乘而上”（《陈后主本纪》），成为历史笑柄。结拍“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两句，与前五句形成强烈的对比。词人以“回首”二字，由繁华陡折至败亡，以“却羡”二字，漫画似地勾勒出这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亡国之君欲作井中蛙而不可得的悲惨结局，表现了词人对这些污染江山的群丑的愤怒与鄙弃。

　　下片化用唐人诗意，由咏史转入抚今，着重写沧桑巨变、兴亡之感，表达了作者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浩茫心事。前五句很明显出自刘禹锡《乌衣巷》一诗。昔日的朱门重院，今天已成为荆扉白屋；昔日的长街通衙，今天已变得狭不容车；当年在雕梁画栋作巢的双燕，如今参差其羽，不知将飞向谁家。强烈的感慨使词人把刘诗中冷静客观的描述改为执著的反诘，在这深情的一问之中，体现了词人因面目全非的沧桑之变而引起的心绪的动荡起伏。

　　“楼外”以下五句，可能是词人登楼所见到的实景，不过显然也受了杜牧《泊秦淮》一诗的启发和影响。词人为了抒情的需要，对眼前的景色进行了精心的剪裁，绘出一幅高远空灵、迷蒙冷寂的秦淮秋月图：秋夜，银河横天，北斗斜挂。一轮明月的柔辉，梦幻般地笼罩着水波潋滟的秦淮河，把几桅樯影清晰地映在铺满银霜的寒沙之上。轻荡的《后庭花》歌声断断续续地随风传来，如泣如诉，令人神伤。词人在结尾有意突出商女“犹唱《后庭花》”这一情节，与上片呼应，是有着自己良苦用心的。亡陈的靡靡之音至今犹回荡在秦淮河上，这与杜牧《阿房宫赋》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慨叹是同一目的的。作者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只能把自己抑塞磊落的吊古伤今之情融入这凄清冷寂的画面之中，心事浩茫，摧刚为柔，使人无限叹惋。

　　这首词在音律上，一反《水调歌头》仅叶平韵、不叶仄韵的旧例。不仅平仄通叶，皆用同部之韵，而且以发扬豪壮之音的“麻韵”与“马”、“杩”之上去声韵互叶。轻重相杈，嘹亮亢爽，较他人同调所作，更饶声情。所以龙榆生于这首词的声调组织之美，至有“观止”之叹。

　　此作辞情俱佳，在北宋同题词作中，可与王安石《桂枝香》、周邦彦《西河》鼎足而三。

参考资料：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