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和尚赞

　　公元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暮春时节的郊外景色。

　　这首词为双调，比原来的单调的《望江南》增加了一叠。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景象，包括三个层次。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登上超然台远眺，春色尚未褪尽，和风习习，吹起柳丝千条细。首先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意暮而未老。“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这一湾护城河水绕了半座城，满城内皆是春花灿烂。其次，三、四句直说，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烟雨暗千家。”五句是说，迷迷蒙蒙的细雨飘散在城中。

　　三个层次显示有一个特写镜头导入，再是大场面的铺叙，最后，居高临下，说烟雨笼罩着千家万户。满城风光，尽收眼底。这是上片，写春景。

　　下片写情，乃触景生情，与上片所写之景，关系紧密。“寒食后，酒醒却咨嗟”，进一步将登临的时间点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相传为纪念介子推，从这一天起，禁火三天；寒食过后，重新点火，称为“新火”。此处点明“寒食后”，一是说，寒食过后，可以另起“新火”，二是说，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以上两句，词情荡漾，曲折有致，寄寓了作者对故国、故人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来作为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自我排遣，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

　　“诗酒趁年华”，进一步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年华”，指好时光，与开头所说“春未老”相应合。全词所写，紧紧围绕着“超然”二字，至此，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便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与词境的具体体现。

　　这这首词从“春未老”说起，既是针对时令，谓春风、春柳、春水、春花尚未老去，仍然充满春意，生机勃勃，同时也是针对自己老大无成而发的，所谓春未老而人空老，可见内心是不自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苏东坡实际上并不真能超然，这种似是非是的境界，真是苏东坡精神世界的真实体现。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是典型的借景抒情。上片之景，有“以乐景衬哀情”的成分，寄寓作者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更重要的是，整首词表达思乡的感情，作者以茶聊以慰藉尤其突出。

参考资料：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在这首词里用了他常用的小序。小序的好处就在于交代写作的缘由和写作的背景。而这首小序则更明确地交代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原因、内容、和主旨。让人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词人写作此词时的心理情怀。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认为的诗歌要“含蓄”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的主张，也是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词人“解鞍少驻”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西佳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化出。竹西，亭名，在扬州东蜀岗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

　　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羔坞了。经过“胡马”破坏后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荠麦青青”使人联想到古代诗人反复咏叹的“彼黍离离”的诗句，并从“青青”所特有的一种凄艳色彩，增加青山故国之情。“废池”极见蹂躏之深，“乔木”寄托故园之恋。

　　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清人陈廷焯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赤无此韵味。”（《白雨斋词话》卷二）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这在美学上也是一种移情作用。

　　上片的结尾三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更增萧条的意绪。“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吹散在这座空城里。

　　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着一“空”字，化景物为情思，把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写出了为金兵破坏后留下这一座空城所引起的愤慨；写出了对宋王朝不思恢复，竟然把这一个名城轻轻断送的痛心；也写出了宋王朝就凭这样一座“空城”防边，如何不引起人们的忧心忡忡，哀深恨彻。

　　全词洗尽铅华，用雅洁洗练的语言，描绘出凄淡空蒙的画面，笔法空灵，寄寓深长，声调低婉，具有清刚峭拔之气势，冷僻幽独之情怀。它既控诉了金朝统治者发动掠夺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又对南宋王朝的偏安政策有所谴责，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情景交融是这首词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移情入景，乐景写哀，都是词人经常使用的手法。特别是乐景写哀，词人在文中写了大量的乐景：名都，佳处，二十四桥……可是，写乐景是为了衬托哀情，是为了对比“现在”的惨状：名都的凋残，佳处的弊坏，二十桥的冷寂……正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

　　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杜牧《赠别》）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凉景象——“尽荠麦青青”。

　　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流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赋。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乐章，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下片写杜牧情事，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论和怀念杜牧，而是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点明这样一种“情思”：即使杜牧的风流俊赏，“豆蔻词工”，可是如果他而今重到扬州的话，也定然会惊讶河山之异了。借“杜郎”史实，逗出和反衬“难赋”之苦。“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不复存在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来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

　　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音缭绕，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

　　此词在表现姜夔的词风清雅空灵上非常突出。运用“清”“寒”“空”“波心”“冷月”等词极力表现语言上清雅空灵。同时，用“犹厌言兵”表现兵燹之后的残破；用杜牧名句表现扬州昔日的繁华；用“二十四桥”“波心荡”“冷月无声”表现清幽伤感的气氛；用“桥边红药”表现“寂寞开无主”的荒凉，这些造境都是用来表现意境上清雅空灵。词人的笔法是清雅空灵的，却寄寓深长。用低婉的声调，清刚峭拔之势、冷僻幽独之情，写出了战争带给扬州城万劫不复的灾难。

参考资料：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参考资料：

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侍者飞卿奉命书。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还记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对花浑醉梦，而今醒眼看风月。恨牡丹笑我倚东风，头如雪。
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鴂！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

　　这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饯行词。郑厚卿要到衡州赴任，作者设宴饯别，席间先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然而意犹未尽，于是又作了这首《满江红》，所以题目中有“再赋”二字。

　　上片开头以劝阻的口气写道： “莫折荼蘼！”好像有谁要折。而且一折就会立刻产生严重的后果似的，起笔惊人。荼蘼是在春末开的花，故珍惜春天的人。往往发出“开到荼蘼花事了”的慨叹，作者一开口便劝人“莫折荼蘼”，其目的正是要“留住”最后“一分春色”。企图以“莫折荼蘼”留住“春色”，自然是痴心妄想。然而心愈痴情愈真，也愈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这一句未明写送人，实则点出送人的季节已是暮春，接着又以“还记得”领起，追溯“青梅如豆，共伊同摘”的往事。 “青梅如豆”乃是“春半”之时的景物。再写“看花”，以“少日”的“醉梦”，对比“而今”的“醒眼”。“而今”以“醒眼”看花，花却“笑我头如雪”，让人可“恨”。

　　下片写物换星移，“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花”与“柳”也都“老”了，自然不再“笑我”，但不用说“我”也更加老了，那又该“恨”谁，“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在同摘青梅的往事之后，是榆钱纷落、菖蒲吐叶，时节不断变换，繁华都歇，只剩下几朵“荼蘼”的今时！即使“莫折”，但风雨阵阵，鹈鸠声声，那“一分春色”也是留不住的。 “鹈鸠”在初夏鸣。鹈鸠一叫，说明春天已经归去，百花的芬芳也就停止了。因此这种鸟在诗词中就常被用来表现岁月蹉跎、年华虚度、众芳衰歇、青春迟暮的悲哀。作者在这里于“时节换。繁华歇”之后继之以“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鸠！”表现了对那仅存的“一分春色”的无限担忧。在章法上，与开头遥相呼应。

　　“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两句，是工对，命意新警。“花”败“柳”老，“蜂”与“蝶”还忙忙碌碌，不肯安闲，有什么用处呢？春秋末期，孔丘为兴复周室奔走忙碌，有个叫微生亩的很不理解，问道： “丘何为是栖栖者与？”作者在这里把描述孔子的词儿用到“蜂”“蝶”上，是寓有深意的。

　　上述描写都没有涉及饯别，到了结尾时，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写了“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即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系列的悬念和疑问。

　　全词句句惊心动魄，其奥秘在于句句意兼比兴。例如“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写得是如此郑重，如此情深意切，令人想到除它本身的意义外，必另有所指。其他如“醒眼看风月”、 “怎禁风雨，怎禁鹈鸩”以及“是栖栖者蜂和蝶”等等，也都是这样的。随着“时节换，繁华歇”，人的头发也已似雪一样的白。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似海深愁，分明是由“春去”引起的，却偏偏说与“春去”无关；都只是“因离别”，却又偏偏在“愁”前着一“闲”字，显得无关紧要。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联系作者生平，他生于乱世，力主抗金，由于投降派把持朝政，遭到百般打击。这首词把“春去”与“离别”绾合起来，触景生情，比兴并用，国家的现状与前途，个人的希望与失望，俱见于言外。 “闲愁”云云，实际是说此“愁”无人理解，尽管“愁”也是徒然。愤激之情，出以平淡，却内涵深广，远远超出了送别的范围。

参考资料：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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