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翟守赋双桧

　　《代父送人之新安》设色艳丽，如同画卷，颇有女性的特点。全诗用二幅画面组成。前二句一幅，为告别图，后一句一幅，为江上行舟图。

　　首句写渡口亭畔，杨柳依依，借物寓情，惜别之心曲不言自明。“碧”字透出光泽感，如画面上的亮色。第二句写友人就要登舟出发了。“酒半酣”一扫离别即愁苦的旧套，陶然、微醺是“酒半酣”带给人的一种佳妙的境界，且于东风吹拂之下更是透露出一种欢快气氛。树下站立着行者与送者，正在作最后的告别，彼此酒已半酣。著“东风”二字，关照上句的柳条，又由此似乎看到人物的衣带轻飏，衬托出酒后陶然之态。作者省略前后内容，单取一个视觉形象，同上句可以配成完整画面。

　　第三句已转入舟行江上。描写落花，暗借上句“东风”二字，呈现飞舞之态。“万点落花舟一叶”，“万点落花”与“一叶舟”相衬托。似乎是漫天春色，环绕行人，这实在是一个画面的描摹，色彩斑斓，春意无限。尾句“载将春色过江南”，诗人借助想象，行舟江南，一路飞花．无限春色可以一直伴送着父亲的友人，同时也是对行人的美好祝愿。此句利用诗歌表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长处，将眼前景象，无限延展，使诗中情味更浓。同时亦有祈祷行人一路平安欢乐的意思。

　　全诗三组景象，并非平行排列，而是立体展示，极富层次感。在这几个层次中，景物、事态、情感交错复叠，直扑读者，显示出绝句独有的词显意深、语近情遥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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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仿乐府诗，写了两个天真活泼的牧童在共同放牧、追逐嬉戏中的喜悦和与牛相依相傍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牛的感情，同时在结尾也表现出作者对于苛税的不满之情。这首诗写景物细致入微，新颖逼真，崇尚写实，抒情含蓄蕴藉，韵味深长。

　　诗借牧童口吻展开。几个农家孩子同去放牛，他们边放牧边调笑，一边指认着各自的牛：角最弯的是你家的，尾巴没几根毛的是我家的……他们“短笛无腔信口吹”，摇着长鞭，在田头地角赶着牛儿找草吃。太阳落山了，别让牛群跑得太累，近处没有好草，别叫牛群吃不饱。该怎么放牧，这些孩子全知道。牛吃饱了，骑在牛背上唱歌；牛要反刍，就坐在牛身边歇一歇；晚上回到家，还要靠在牛身旁躺一躺。牧牛的孩子与牛有这么深厚的情谊，因为牛是农家宝，垦荒耕种要靠它，牵挽载重也靠它。农民都不感激牛、珍惜牛。农家孩子如此爱牛亲牛，高启非常理解，写来真实可信，情趣盎然。想来，诗人“少年习耕锄”的时候，也是曾有过一段牧牛爱牛的亲身体验的。

　　倘若诗只写到这里就结束，那内容就失诸单薄了。高启给它安排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末二句由牧牛之乐转为牧牛之忧，揭出农民最大的隐忧来，那就是“输租”。繁重的苛捐杂税，会逼得农民卖牛抵债。这个严峻的现实，甚至在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心里，也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最后两句诗，是画龙点睛之笔，足章明志，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这首诗有意不用典，不藻饰，以求得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前八句写牧牛之乐，是欲抑而先扬；后两句点出牧牛之忧，是先扬之后抑。抑扬对比，颇见匠心。诗人要表达对农家的同情和关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鞭挞，捉笔为诗，却不假论辩，而用牧童爱牛亲牛的形象画面来道出，显得不空洞，不枯燥，不说教，小中见大，真切感人，在平实中兼见艺术构思的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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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像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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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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