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零陵郡次新亭

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
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
沧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

　　“江干远树浮”二句，粗笔勾画江天远望的视觉印象，顺便点题。开篇就是“远树”、“天际”，使诗人那极日远眺、思深虑远的意态跃然纸上。远处的树木随着江岸一起在水面上飘浮，这是一种艺术变形，是由舟中远望时动摇不定的视觉印象与若浮若现的身世之感交融而产生的创造性想象。远烟孤起，是一个经过强化的画面。远烟，本来并不惹人注目，诗人不仅表现了它的存在，而且强调了它那孤独的升起，显然，这是孤身羁旅之情的外射。

　　“江天自如合”二句，如果说前两句勾出了一幅初步的素描稿，那么这两句就是深入刻画的景象，表现着印象与感受的更深一个层次。看吧，江天一色，空明浑涵，远树如烟，虚实一体。诗人在物与己的对比关照中，强烈意识到天地的雄浑壮观和大自然的自在与和谐。

　　“沧流未可源”二句，是画面绘事的最后一笔。诗句主要抒写去程邈远，难以预期，宦海浮沉，吉凶莫测的忧虑。其中不乏失落感和虚无感。与此同时，诗句也赞叹了大自然的无限壮阔，从中可以窥见诗人灵魂深处积极高扬成分的折光。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寓情，写得情景交融，诗意盎然。诗人强调主观印象、独特感受。按照由景入情，由实入虚的脉络展开意境，两句一转，层次井然。诗歌的笔调疏淡，语言清丽。

　　范云诗向有“轻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钟嵘《诗品》）之誉，此诗当之无愧。口语化的诗句，和谐的声韵，巧妙的对仗，读来有如流风回雪，轻便宛转。诗有凄婉之意，但因眼界高远，用笔遒劲，基本情调还是悲壮的。

参考资料：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诗的起首“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言诗人与王琳一仕北朝、一仕南国，相隔遥远，音讯难通。“金陵”、“玉关”二地名相对，“道路远”又与“信使疏”相对；“远”字表示空间的距离，“疏”表示时间的久隔，这两句对仗工整，为下句起到铺垫的作用。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意为接到王琳来自远方的书信，不禁沧然泪下，未曾见到信上的文字，却已经泪洒千行了。这一流泪启信的细节描写，比开君万里书，读罢千行泪更为感人，生动地表现出作者悲喜交集，感慨万端的复杂心情。尤其是一个“独”字，蕴意极深。当时，庾信虽然受到北周朝廷的赏识，在长安供职俸禄，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王琳通信，一刻也没有忘记故国之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的乡关之思和南归之意是不能直率表露的，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婉转地表现。用一个“独”字，既写出了暗中有所希冀，也写出了作者身在异邦，孤独苦闷的环境和感受。“万里书”与“千行泪”相对，皆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此信得来之不易，又与上二句“道路远”、“信使疏”相照应，针线十分紧密，构思亦很巧妙。仅仅二十个字，却抵得过千言万语，包孕着作者十分复杂的情感，深沉含蓄，催人泪下。

　　前二句言南北道远，音讯疏隔。言外之意：今日居然接到故人书信，不胜惊喜。后二句写拆阅书信时的心情。王琳怀雪耻之志，可以想象信中满纸慷慨悲壮之词，使诗人深受感动，为之下泪。诗人为何拆书下泪？是有感于故人万里寄书的情谊？还是触动了悠悠乡思？或是感慨于故人的忠烈之情，而羞惭于自己的苟全？诗中均未言明。无限话语尽在潸然而下的“千行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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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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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以咏梅为题，处处围绕着一个“梅”字落笔，描绘出了一幅凌寒独放的早梅图。

　　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

　　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全诗把情、景、理相结合，景中寓情，情中有理，通过一种完美的交融，寓情于物，将梅花作为自己的化身，描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诗人不趋时尉势，疏枝独立不失气节的品德。

参考资料：

　　作者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石门萝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色，表达了托病辞官后归隐的志趣，全文可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第一句。作者以叙事开篇，交代了自己上个月归隐一事。为什么要归隐呢？作者没有明说，但“谢病”和“觅”已清楚地表明他是托病辞官，是自寻归隐的。由此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对政治的失望，这为下文作者尽态极妍地描写景物蓄势和张本。

　　第二层从第二句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一层主要描绘石门萝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归隐后自得其乐的情趣。作者先交代了石门萝的位置，接下运用神奇的想象力，巧妙地由静态转化为动态，从而写出石门萝萝高谷翠的景色特点：阴森森的峭壁直立天空，连接红霞；孤零零的萝峰高高耸立，遮挡太阳；幽邃的萝洞里掩藏着白云；深深的溪谷旁青草丛生，绿树纷披。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赋予石门萝以生命活力，启发我们丰富的联想。同时，作者还绘声绘色，把萝中描写成一个音乐的世界：溪流的淙淙声，鸣蝉的吟唱声，云鹤的叫唳声，猿猴的哀啼声，交织在一起，“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组成了优美的萝林交响曲。作者铺写萝中的各种声音，表面上看似热闹，其实却是以闹写静，显示出萝高无人的幽静，这个地方，对于“素重幽居”的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好去处，因而他“葺宇其上”。可见，作者选择这里幽居的理由是，高萝的幽静契合了他想避开喧嚣浮繁尘世生活的淡泊宁静的心境，而漫萝的菊花，遍地的竹实，不仅增添了这份幽静，而且，通过夸张地描绘这些芳洁美好的自然物,来美化诗人自己的品格，构成崇高完美、超然出俗的典型形象。“智者乐水，仁者乐萝”，用“仁智者”自比，不言而喻。总之，这段写景是为了表达“归隐”的思想。这是意脉，围绕这意脉，作者濡笔萝林。而萝林是作者隐居的生活环境，作者描写它，赞美它，正是表达了他摆脱了官场的羁绊所获得自由的满足和隐居的乐趣。意境鲜明，情趣盎然。

　　从表达方式看，文章先叙述，再写景，在写景中穿插了叙述，最后抒情，自由灵活。从描写景物的方法看，文章动静结合，以动写静，以动衬静，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修辞手法来看，有排比，有对偶，有拟人，手法多样。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精炼，极有表现力。如“争”字给人一种向上的气势，“限”字显示阻挡的威力，“办”字流露出心理上的满足。这些字都可以以一当十，足见作者遣词的功底非常深厚。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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