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狼山

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劈头三句，就是豪放之极的文字。“斗酒彘肩”，用樊哙事。《史记·项羽本纪》载“樊哙见项王，项王赐与斗卮酒与彘肩。”樊哙在鸿门宴上一口气喝了一斗酒，吃了一只整猪腿。凭仗着他的神力与胆气，保护刘邦平安脱险。作者用这个典故，以喻想稼轩招待自己之饮食。他与稼轩皆天下豪士，则宴上所食自与项羽、樊哙相若也。这段文字劈空而来，突兀而起，写得极有性格和气势，真是神来之笔。然而就在这文意奔注直下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大兜煞。词人被几位古代的文豪勒转了他的车驾，只得回头。笔势陡转，奇而又奇，真是天外奇想，令人无法琢磨。如果说前三句以赴会浙东为一个内容的话，那么第四句以下直至终篇，则以游杭州为另一内容。从章法上讲，它打破了两片的限制，是一种跨片之路，也显示出词人独创一格的匠心和勇气。香山居士为白居易的别号，坡仙就是苏东坡，他们都当过杭州长官，留下了许多名章句。林如靖是宋初高士，梅妻鹤子隐于孤山，诗也作得很好。刘过把这些古代的贤哲扯到一起不是太离奇了么？因为这些古人曾深情地歌咏过这里的山水，实际上与他住已与杭州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东坡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妙句。白居易也有“一山分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寄韬光禅师诗》）等讴歌天竺的名篇。而林和靖呢，他结庐孤山，并曾吟唱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佳句。风景与名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湖光山气增添了人物的逸兴韵致，名人又加深了风景的文化内涵。

　　刘过将不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一起，也体现了词人想象的独创性。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苏轼也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首词是恢奇的，但并不荒诞。他掇拾珠玉，别出心裁，给读者带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

　　刘过的行辈比辛弃疾晚，地位也相差悬殊。但他照样不拘礼数地同这位元老重臣、词坛泰斗呼名道姓，开些玩笑。这种器量胸襟不是那些镂红刻翠、秦楼楚馆的词客所能企及的。洋溢于词中的豪情逸气、雅韵骚心是同他的“天下奇男子”的气质分不开的。俞文豹《吹剑录》云：“此词虽粗而局段高，固可睨视稼轩。视林、白之清致，则东坡所谓淡妆浓抹已不足道。稼轩富贵，焉能凂我哉。”这首词的体制和题材都富有创造性，它大起大落，纵横捭阖，完全解除了格律的拘束，因而显得意象峥嵘，运意恣肆，虽略失之于粗犷，仍不失为一首匠心独运的好词。当然像这样调侃古人、纵心玩世的作品，在当时的词坛上的确是罕见的。难怪岳珂要以“白日见鬼”相讥谑。

　　作者乡居曲江的末期时，经过几年的冷静思索，余靖对田园生活渐能适应，心情也已大大平和下来。该诗描写秋日傍晚的山村景色，塑造出一个悠闲自得的作者形象，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着孤独惆怅之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读者带进了一幅凄清孤寂的图画里，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还点明了诗人所处的环境。“萧条”，不仅渲染了田园的冷落，也表现了诗人此时心情的黯淡、孤寂。

　　诗人凭轩远眺，摄入眼底的是“树藏秋色老，禽带夕阳归”的景象，树因秋色而更显苍老，倦鸟在暮色中低回寻巢，映衬了他内心的悲哀。这是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的写法。

　　五六两句，“穿云翠”是美丽而生动的景象，“得雨肥”意味着丰足，这是用美好的景物来反衬诗人穷困潦倒和黯然神伤的心情。中间这两联，颔联以哀景写哀情，是衬托的写法；而颈联以乐景写哀情，是反衬的写法。诗中生动地再现了山馆山园老而不衰的秋景，平淡而精工，深得陶潜、谢朓及王维、孟浩然诗派的旨趣。诗人以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一切深沉的思考，都蕴藏于无言的远眺之中。

　　尾联抒写诗人的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可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却没有人来嘘寒问暖，只有残菊陪伴着他。诗人自比陶潜，而境况更差，也更孤寂。余靖，有陶潜王维田园诗的遗韵，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带孤独惆怅之情。尾联抒写诗人孤独之情。陶潜隐居田园，贫无酒钱，尚有亲朋好友送酒上门，如今，诗人在寂寞凄清的山馆，又有谁来嘘寒问暖呢？只有残菊陪伴着自己。

　　此词为春闺独处怀人之作，上片由春闲引发对远人的思念，下片通过抒写春寒之日的凄清，反映作者百无聊赖的心情。这首词叙事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全篇融情入景，浑然天成，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闺怨词。

　　开头三句写环境气候，景色萧条。柳、花而用“宠”、“娇”修饰，隐有妒春之意。接着写作诗填词醉酒，但闲愁却无法排解，已有万般怨尤。一句“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道出词人闲愁的原因：自己思念远行的丈夫，“万千心事”却无法捎寄。下阕开头三句，写出词人懒倚栏杆的愁闷情志，又写出她独宿春闺的种种感觉。“不许愁人不起”，写出作者已失去支撑生活的乐趣。“清露”两句转写新春的可爱，因之产生游春心思。结尾两句最为佳妙：天已放晴，却担心是否真晴，那种心有余悸的感觉，表现得极为凄迷。

　　“萧条庭院”句写词人所处的环境，给人以寂寞幽深之感。庭院深深，寂寥无人，令人伤感；兼以细雨斜风，则景象之萧条，心境之凄苦，更觉怆然。一句“重门须闭”，写词人要把门儿关上，实际上她是想关闭心灵的窗户。

　　“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这两句由斜风细雨，而想到宠柳娇花，既倾注了对美好事物的关心，也透露出惆怅自怜的感慨。“萧条庭院”句遣辞造句上，也显示了词人独创的才能。“宠柳娇花”是以和易安名句“绿肥红瘦”相比美，以其字少而意深，事熟而句生，足见锤炼功夫。其中可以引申出这么一些意思：春近寒食时节，垂柳繁花，犹得天宠，人来柳阴花下留连玩赏，花与柳便也如宠儿娇女，成为备受人们爱怜的角色。其中又以人之宠爱为主体奈何临近寒食清明这种多雨季节，游赏不成，只好深闭重门，而花受风雨摧残，也“恼人”之列。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由天气、花柳，渐次写到人物。风雨之夕，词人饮酒赋诗，借以排遣愁绪，然而诗成酒醒之后，无端愁绪重又袭上心头，“别是闲滋味”。一“闲”字，将伤春念远情怀，暗暗逗出，耐人寻味。“征鸿过尽”句点上片主旨，是虚写，实际上是用鸿雁传书的典故，暗寓赵明诚走后，词人欲寄相思，而信使难逢。“万千心事”，关它不住，遣它不成，寄也无方，最后还是把它深深地埋藏心底。

　　“楼上几日春寒”句拓开一层，然仍承“万千心事”意脉。连日阴霾，春寒料峭，词人楼头深坐，帘垂四面。“帘垂四面”，是上阕“重门须闭”的进一步发展，既关上重门，又垂下帘幕，则小楼之幽暗可知；楼中人情怀之索寞，亦不言而喻了。

　　“玉阑干慵倚”，刻画词人无聊意绪，而隐隐离情亦其中。征鸿过尽，音信无凭，纵使阑干倚遍，亦复何用。阑干慵倚，楼内寒深，枯坐更加愁闷，于是词人唯有恹恹入睡了。可是又感罗衾不耐春寒，渐渐从梦中惊醒。心事无人可告，唯有托诸梦境；而梦乡新到，又被寒冷唤回。其辗转难眠之意，凄然溢于言表。“不许愁人不起”，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都包含这六字之中，词人为离情所折磨而痛苦不堪，又因明诚外出而实有此情，并非虚构。虚虚实实，感人至深。

　　从“清露晨流”到篇终，词境为之一变。此前，词清调苦，婉曲深挚；此后，清空疏朗，低徊蕴藉。“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写晨起时庭院中景色。从“重门须闭”，“帘垂四面”，至此帘卷门开，顿然令人感到一股盎然生意。日既高，烟既收，本是大好晴天，但词人还要“更看今日晴未”，说明春寒日久，阴晴不定，即便天已放晴，她还放心不下；暗中与前面所写的风雨春寒相呼应，脉络清晰。以问句作结，更有余味不尽的意味。

　　全词从上片的天阴写到下片的天晴，从前的愁绪萦回到后面的轩朗，条理清晰，层次井然。词中感情的起伏和天气的变化相谐而生，全篇融情入景，浑然天成。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闺怨词。

参考资料：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