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日喜禹峰至

　　此诗内容时令是秋季，时间是暮色夕阳。诗人看似旷达、闲淡，实则落寞、惆怅。首联即说“了不为秋悲”，诗人心境看似旷达、闲淡，实则是对现状不可改变的无奈之叹；中间两联寒山，落叶，霜风，残菊等意象的悲苦色调，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忧伤与落寞；尾联在烛光下饮酒的场景，流露出终老山林的惆怅。后面三联以斜阳、落叶、孤鸿、残菊、短烛、低横北斗等低沉意象为主，缀词成章，惆怅失意之情溢于言外。

　　这首诗非常讲究炼字，尤其是颔联中“常”“偏”两字用得很妙。“常”强调时间频度，将随朝暮变化的山色写为常著落日之色；“偏”字突出情态，将新月照落叶的自然现象视为有意为之。“常”与“偏”改变景物的客观性，为情造景，凸显诗人的心绪与情感。

参考资料：

　　这首《采桑子》，上片写仙境，下片写人间。天上人间，凡人仙女，音书隔绝，唯有心期。

　　第一句“彤霞久绝飞琼字”，便点出仙家况味。仙子已经多日没有书信了，那么，既无书信可通，不知道仙女此时在哪里，她为什么还不寄信给我，她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叠唱“人在谁边”，叹息不已。

　　词的下片，由天上回落人间，由想象仙女的情态转入对自我状态的描写。“香消被冷残灯灭灭”，房房间是清冷的，所以房间的主人定也是清冷的，房间的主人不把灭掉的香继续点燃，不盖上被子去暖暖地睡觉，就算是夜深独坐，也不把灭掉的灯烛重新燃起。

　　因为，房间的主人想不到这些，他只是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静数秋天”，默默地计算着日子。等待的日子总是十分难挨，等待中的时间总是十分漫长。待到惊觉的时候，才发现“又误心期到下弦”。

　　就在这一天天的苦挨当中，不知不觉地晃过了多少时光。这最后一句，语义模糊，难于确解，但意思又是再明朗不过的。若“着相”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与仙女有约于月圆之日，却一直苦等不来，挨着挨着，便已是下弦月的时光了；若“着空”来解，可以认为容若以满月象征团圆，以下弦月象征缺损，人生总是等不来与爱侣团圆的日子，一天一天便总是在缺损之中苦闷地度过。

参考资料：

落日松陵道，堤长欲抱城。
塔盘湖势动，桥引月痕生。
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
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参考资料：

　　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

　　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通“又）”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

　　忆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娴，妪媪咸仰惠德。

　　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疚。故樱唇红褪，韵吐呻吟；杏脸香枯，色陈顑颔。诼谣謑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牖。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既忳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自蓄辛酸，谁怜夭折？仙云既散，芳趾难寻。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海失灵槎，不获回生之药。

　　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鼎炉之剩药犹存，襟泪之余痕尚渍。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委金钿于草莽，拾翠盒于尘埃。楼空鳷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

　　况乃金天属节，白帝司时，孤衾有梦，空室无人。桐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销；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言皆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阶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鹦鹉犹呼；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萎。捉迷屏后，莲瓣无声；斗草庭前，兰芳枉待。抛残绣线，银笺彩缕谁裁？褶断冰丝，金斗御香未熨。

　　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陟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近抛孤柩。及闻蕙棺被燹，惭违共穴之盟；石椁成灾，愧迨同灰之诮。

　　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燐，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雾圹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

　　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箝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在卿之尘缘虽浅，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谆谆之问。

　　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据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其位？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因希其不昧之灵，或陟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词，有污慧听。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望伞盖之陆离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为前导兮，卫危虚于傍耶？驱丰隆以为庇从兮，望舒月以临耶？听车轨而伊轧兮，御鸾鹥以征耶？闻馥郁而薆然兮，纫蘅杜以为纕耶？炫裙裾之烁烁兮，镂明月以为珰耶？借葳蕤而成坛畤兮，檠莲焰以烛兰膏耶？文瓠瓟以为觯斝兮，漉醽醁以浮桂醑耶？瞻云气而凝盼兮，仿佛有所觇耶？俯窈窕而属耳兮，恍惚有所闻耶？期汗漫而无夭阏兮，忍捐弃予于尘埃耶？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冀联辔而携归耶？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为耶？卿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又奚化耶？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来兮止兮，卿其来耶？
若夫鸿蒙而居，寂静以处，虽临于兹，余亦莫睹。搴烟萝而为步障，列苍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贪眠，释莲心之味苦。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弄玉吹笙，寒簧击敔。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潜赤水兮龙吟，集珠林兮凤翥。爰格爰诚，匪簠匪莒。发轫乎霞城，还旌乎玄圃。既显微而若通，复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云，空蒙兮雾雨。尘霾敛兮星高，溪山丽兮月午。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怅望，泣涕彷徨。人语兮寂历，天籁兮篔筜。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志哀兮是祷，成礼兮期祥。呜呼哀哉！尚飨！

综述

　　《芙蓉女儿诔》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全面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不世文才。

　　贾宝玉在这篇《红楼梦》中所有诗词歌赋中最长的、达千余言的诔文里，首先介绍了晴雯的身世遭遇，回顾了他们之间的相与共处的生活，叙述了她的惨死经过，然后以无限的深情悼念晴雯，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等比喻，赞美了晴雯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在这篇诔文里，晴雯是奋翅高翔、博击长空的雄鹰，是香味浓郁的兰花；而王夫人、花袭人之流则是玩弄口舌、以毒杀人的鸠鸩，是一类的恶草。他热烈颂扬晴雯傲世独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夫人等的杀人罪行，甚至发出了“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怒吼。他以优美的想象，赞扬晴雯有如伟大诗人屈原，“志洁行芳”，始终坚守着高尚的情操。他愤怒地刻画了封建正统势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搞的“诼、谣、诟”的阴谋诡计。他怀念晴雯，上天人地以求索，用美丽的神话来慰藉自己，深深祝愿晴雯在“天国”生生不息。

　　《芙蓉女儿诔》还抒发了曹雪芹的悼亡体验。尽管曹雪芹生平事迹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离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特别是如贾宝玉一样在家族败亡过程中目睹家庭中许多美的年轻女性的毁灭，诔文中“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数句，非过来之人不能够“作此哀音”。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怡红心性与悼红情结的形象写照。脂评曾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葬花冢耳”，套用一下，也可以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芙蓉诔》耳”。

　　作为诔文，《芙蓉女儿诔》的最大特色是创新。首先表现为：立意创新，见解不俗。在祭奠方式上，宝玉不屑拘泥于世俗之葬礼，他认为祭祀原不在形式，全在心意诚敬而已。宝玉不但冒险到下人住处探视晴雯之病，还以群花之蕊、冰鲛之毅、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于夜静无人之时致祭晴雯，并写下情意深长的长篇诔文，为她的抱屈夭亡而鸣不平。他对黛玉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主张“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问”。立意突破传统诔文感情拘谨、形式陈腐的局限，进行全新的创造：“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他认为用这种独特的致祭方式，“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为一个奴才、丫头做此一篇宏文，写作态度上完全超逸出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的期待，却符合宝玉一贯之为人。文中作者宝玉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感愤哀切，深情执著。

　　其次，该诔从思想到艺术都从整个中华古代文学中汲取精华营养，从而突破悼祭文学传统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手法，形成新的面貌，一洗近人八股习气。宝玉曾有“尚古”的文学主张，他所说的古代传统主要包括屈原、庄子与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气，如：他所列举的《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秋水》、《大人先生传》等，均是不得志于时者寄情文字、离世叛俗式的牢骚文学，个人抒情色彩很浓。因而，该诔在体制的宏丽、想象的丰富、文藻的华丽、香草美人的寓意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楚辞的写法。此外，还受到曹植、李贺等人诗文风格的影响。曹雪芹友人敦敏在诗中把他比作写过《洛神赋》的曹植（“诗才忆曹植”），另一友人敦诚则说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昌谷即指李贺，李贺诗以感愤不平和仙鬼艳情为主要内容，又以结构跳跃、想象奇特、造语尖新等特色而被称为“长吉体”。“长吉体”乃是在吸收屈原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峻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及古乐府的绮丽清新等基础上而形成的。从曹雪芹仅存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其构思、意境和词采都颇近李贺，亦可由此略窥雪芹诗歌艺术之一斑。《芙蓉女儿诔》中不仅可看到李贺诗文激愤不平、艳情仙语的特色，还能看到曹植《洛神赋》式的优美深情和缠绵惆怅。

　　可以说，《芙蓉女儿诔》的成功是与历史上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个性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而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潮又给以思想上的影响，归有光《寒花葬志》，张岱《祭秦一生文》等应是其精神先导。《芙蓉女儿诔》代表曹雪芹诗文创作成就，置诸中国最优秀的悼祭文学之列也毫不逊色。

主题思想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通常认为《芙蓉女儿诔》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诔》不只是悼祭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挽歌。该诔与《红楼梦曲》及黛玉《葬花词》、《五美吟》有着共同主题，传达出《红楼梦》“悲金悼玉”的主旨。因而，《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脂评本注：“非诔晴雯，诔风流也。”《芙蓉女儿诔》的确是宝玉对外在环境迫害风流人格而作的无力抗争。

　　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其文为：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其中“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明白地说明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芙蓉女儿诔》可以说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下层者的颂歌。这篇诔文的出现，标志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一个贵族公子，作文祭悼，赞美一个奴仆，歌颂其反抗精神，表现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封建叛逆者的立场。

　　与此同时，贾宝玉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背叛，已经深入到了封建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愤怒地抗议已经直接指责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王夫人身上。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大观园内封建势力与初步民主思想较量对他的教育、影响的结果。因此，《芙蓉女儿诔》也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婢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艺术手法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构思技巧

　　《芙蓉女儿诔》构思之新奇，情感之强烈，意象之幻丽，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置诸《红楼梦》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十分醒目。唯其如此，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对此，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

　　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其实与高鹗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艺术形象

　　《芙蓉女儿诔》的结尾，模拟《离骚》的写法，展开奇特想象：想象着晴雯被上帝任命为芙蓉花神，乘云气，驾飞龙，在天界自由遨游；又想象她感于自己致祭的诚意，在众神的簇拥之下，于仙乐飘飘，香气氤氲的境界中降临凡间。宝玉借助历史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故事、神话人物，创造出一个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这段幻想体现了宝玉尊崇女儿的心理，他希望晴雯这个被迫害致死的薄命女儿从此能超越尘俗的压迫和羁绊，到达自由永恒的境界。诔文感情缠绵，意境凄美，主要描写对美的毁灭的悼惜，以及忆昔感今等内容，与传统悼妓姬之作的唯美与深情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模式、典故运用都表明它是中国悼祭文学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

　　这段骚体歌词表达了作者对芙蓉女儿的颂赞，把芙蓉女儿描绘成能够驾玉龙、乘瑶象，遨游于天宇之神。有人认为这些情节绝对不是林黛玉和丫头晴雯所能承受得起的。有观点就认为《芙蓉女儿诔》之中所诔之人既非黛玉又非晴雯，曹雪芹笔下的“芙蓉女儿”实乃竺香玉皇后。竺香玉是曹家用银子买来的女奴，她曾做过曹雪芹的丫鬟。此人生的袅娜多姿，聪明灵巧，恰似书中的晴雯；竺香玉自九岁开始做曹雪芹的伴读，并与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正似小说中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人关系；竺香玉进宫后，曾做过皇后，死后以皇太后身份大办了丧仪。这种情况反映到诔文中，便是芙蓉女儿在天国所受到的非比寻常的待遇：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她佩戴用香花串成的佩带，她戴着用明月镂成的耳坠。她的莲灯中点燃着兰花香脂，她的酒杯中注满了琼浆玉液。神仙赶来为她奏乐，百兽群集为她起舞。……在人们的头脑中，天国的生活往往是人间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天上的神上神，所喻指的恰是人间的人上人：即竺香玉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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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围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仑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特告其父母火之，无留骨秽地，扬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关中黄遵严、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

　　顾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

　　呜呼！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不能仗节，出疏纠之。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诸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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