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上李苏州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这两句是拟息夫人的口吻说：不要以为你今天的宠爱，就能使我忘掉旧日的思情。这实际上也是诗人不与腐朽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声。“莫以”、“难忘”，以新宠并不足以收买息夫人的心，突出了旧恩的珍贵难忘，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彻底征服弱小者的灵魂。“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旧恩难忘，而新宠实际上是一种侮辱。

　　息夫人在富丽华美的楚宫里，看着本来使人愉悦的花朵，却是满眼泪水，对追随在她身边的楚王始终不共一言。“看花满眼泪”，只点出精神的极度痛苦，并且在沉默中极力地自我克制着，却没有交待流泪的原因，就为后一句蓄了势。“不共楚王言”，就显得格外深沉。这沉默中包含着对人格的污损，爱情的践踏，也许是由此而蓄积在心底的怨愤和仇恨。诗人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但在沉默中反抗的妇女形象。

　　唐孟棨《本事诗》记载：“宁王宪（玄宗兄）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晰，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按即《息夫人》）。..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它不是叙事诗，但却有很不平常的故事，甚至比一些平淡的叙事诗还要曲折和扣人心弦一些。限于篇幅，它不能有头有尾地叙述故事，但却抓住或虚构出人物和故事中最富有冲突性、最富有包蕴的一刹那，启发读者从一鳞半爪去想象全龙。这种在抒情诗中包含着故事，带着“小说气”的现象，清人纪昀在评李商隐的诗时曾予以指出。但它的滥觞却可能很早了。王维这首诗就领先了一百多年。

　　此首五绝巧妙而恰切地以息夫人的史事设喻，来描写卖饼人的妻子不忘旧爱。前两句写女子不慕眼前的宠幸，怀恋贫贱之交。以“莫以”、“难忘”构成一个否定的条件句，反衬出息夫人和息国君主旧日的恩情很深，显示了淫威和富贵并不能征服弱小者的心。后两句写被人夺志的哀怨，花虽美而泪眼相对，对在她身边的楚王却一言不发，进一步写出女子不为荣华富贵所迷惑的志向。

　　短短二十个字，句句叙事，却句句都是情语，表达委婉含蓄，而又情理俱到。既吟咏了史事，又讽喻了现实，塑造了一个受着屈辱而在沉默反抗的妇女形象，又概括了类似这样一些由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而造成的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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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

　　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

　　“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

　　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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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理解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评析：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本句翻译时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义和作用。

　　运用：（翻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授学业、解答疑难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评析：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师的职能作出了理论论证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实论证之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结尾，化繁为简，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运用：（翻译）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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