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哀诗故尚书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贬莱州司马渤

　　首句“夜雨连明春水生”，写诗人目睹池内陡添春水，因而忆及昨夜好一阵春雨。诗由“春水生”带出“夜雨连明”，意在说明雨下得久，而且雨势不小，好为下写“初晴”之景作张本。正因昨夜雨久，虽然今日天已放清，空气中湿度依然很大，天上浓密的云块尚未消散，阴天迹象明显；但毕竟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斜射下来，连轻柔的春云也带上了暖意，天正由阴转晴。以上就是诗中“娇云浓暖弄阴晴”所提供的意境。诗抓住雨后春云的特征来写天气，取材典型。

　　第三句“帘虚日薄花竹静”写阳光透过稀疏的帘孔，并不怎么强烈；山上花竹，经过夜雨洗涤，枝叶上雨珠犹在，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如果说这句是直接写静，束句“时有乳鸠相对鸣”则是借声响来突出静，收到的是“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的艺术效果。显然，诗中写由春景构成的幽静境界和题中“初晴”二字扣得很紧。乍看，题中“游”字似乎在诗中没有着落，但从诗中诸种景象的次第出现，就不难表现出诗人在漫游时观春水、望春云、注目帘上日色、端详杂花修竹、细听乳鸠对鸣的神态。诗中有景，而人在景中，只不过诗人没有像韦应物那样明说自己“景煦听禽响，雨余看柳重”（《春游南亭》）而已。

　　诗人喜爱这“初晴”时的幽静境界是有缘由的。他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很深。在他看来，最能寄托忧思的莫过于沧浪亭的一片静境，所谓“静中情味世无双”（《沧浪静吟》）。他所讲的“静中清味”，无非是自己在静谧境界中感受到的远祸而自得的生活情趣，即他说的“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气（《沧浪亭》）。其实他何曾自得闲适，在同诗中，他在那里曼声低吟“修竹慰愁颜”可见诗人在亥初晴游沧浪亭争中明写“静中物象”，暗写流连其中的情景，表现的仍然是他难以平静的情怀。胡仔说苏舜钦“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澳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此诗可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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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亦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清人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在词的发展史上，宋初词风承南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欧与冯俱仕至宰执，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基本相似。因此他们两人的词风大同小异，有些作品，往往混淆在一起。此词据李清照《临江仙》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李清照去欧阳修未远，所云当不误。

　　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前人尝叹其用叠字之工；兹特拈出，用以说明全词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

　　词上阕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点明女主人所处环境“庭院”，而三个“深”字的叠字运用更形象地描绘出女主人所处环境之“深幽”。这三个字不仅写出“庭院”之幽深更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幽深孤寂。词人紧接又用“杨柳”、“堆烟”、“帘幕”这些意象将女主人内心之凄之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其中“堆”字尽道杨柳之密，烟雾之浓。试想女主人在庭院独上高楼放眼遥望茂密的杨柳萦绕着浓浓的雾霭仿似一幅水墨画。奈何如此美景却寻不见丈夫的踪迹，眼前景物狠心地阻隔了她的视线，内心无端升起无限悲凉来。虚数“无重数”与“几许”相呼应，暗示阻隔视线的岂止是“杨柳”、“堆烟”、“帘幕”那么简单。女主人因何望夫？丈夫到哪里去了呢？既不当兵也不从商而是“玉勒雕鞍游冶处”。丈夫在外风流快活而自己却只能独上高楼凝眉空望，叹息楼台之高让自己看不见章台路。后两句点名女主人内心凄婉、空怨的原因。女主人明知丈夫在外风花雪夜，但内心还是怀有期盼，哪怕只看见丈夫离去的背影也好，奈何这点要求也能以满足，只得独自忍受着深院的冷漠寂寥。

　　下阕则是女主人内心世界引发的感伤。“雨横风狂三月暮”，其中“横”和“狂”直接点破女主人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三月的春风细雨原本极其温柔，然而这里雨不是“斜雨”而是“横雨”，风不是“煦风”而是“狂风”，原本美丽的“三月”却饱含着一份无情。“暮”字足见女主人等待之久，或许一天，或许一年，或许一辈子。多情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深深庭院里的不尽的黑夜。“夕阳无限好”，女主人已无意黄昏，一个“掩”诉尽她内心的凄凉。“无计留春住”看似“无计留春”实则是感叹女子容易容颜易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青春未逝况且如此，青春流逝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位独处深闺的女子日日期盼着良人，奈何良人却无意家中，成天风花雪夜在外头鬼混；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的青春也一天天消逝，自己又凭什么期盼良人回心转意呢？内心油然升起无限寂寥、感伤、无奈之情来。女主人公最后只能寄情于“落红”，自己恰如那凋谢的落花一去不复返，再无人想起她那令人怜爱的容颜。“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泪即是为花也是为己，或许是花的残败触动了女子的心事，或许是女子自感身世怜花垂泪。“不语”则表现女主人内心孤寂无人理解的愁苦。“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此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徒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是写风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次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近人俞平伯评日：“‘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计’句来。”（《唐宋词选释》）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尤怛恻。个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其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惟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鲜同情之侣、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邈，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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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

　　是词写离愁。前阕议论抒情。首句“伤怀离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伤感是离别的情绪。诗人李贺曾吟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悲凉痛苦情感，两者比对。这种离愁“细天轻丝渺天波”，细软得像轻丝那样缠绕不清，缥渺得像微波那样延续不断。后阕回忆离别。一叶轻舟靠在岸边，红色的枫叶白色的芦花，金风萧萧，行人告别远去。“细想前欢”，慢慢地回忆起以前相聚的欢乐，却不能失而复得。“须著人间比梦间”，必须要让人世间改变成梦间。

　　全词缠绵悱恻，婉转细腻且真情灼然，可以想见，作者与文中女子的感情一定非同一般。上阕用了李贺诗的名句，表达出内心无限的深情，又以设问的形式问道：你能知道这番深意是怎样的吗？告诉你，就如同细丝一般扯也扯不断，像水波一样前波刚去后波又来，永远不可能断绝。下阕写到具体的场景，把人送走后，作者还独自站立在岸边，目送着白帆远去后，才发现这里剩下的，只有白居易诗中“枫叶荻花秋瑟瑟”的萧疏。此景最能令人想起“前欢”，那是多么令人魂飞魄散的极致享受，与眼前的孤独索寞形成的对比，就如同冰冷的人间和美梦中的情景一样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大了作者心理上的落差，正是这种落差，令人感到了他的情意是何等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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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