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年三十九在润州道上过除夜作此诗又二十年

　　首句“觥船相对百分空”写觥船送别。在船上依依话别，对饮离杯，回首当年，真有百事成空之感。次句“京口追随似梦中”追忆京口旧游。当时陆游任镇江通判，恰好诗人来镇江省亲，两人同游金山，互相酬唱。一年后，诗人改任京官，又来镇江同游，与陆游有京口唱和一集，“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而诗人现在回想起来，往事竟像在梦中一样。这两句寄慨深沉，为全诗定了基调。

　　“落纸口烟君似旧”一句称誉陆游，言他虽然入蜀多年，而诗风慷慨，挥毫染翰，满纸口烟，气魄雄劲，不殊昔日。“盈巾霜雪我成翁”则感叹自己此刻已满头霜雪，在国事艰虞之秋，未能多为国家宣劳，匡扶时局，现在已经成为老翁了。这两句分别写两人当前的情况，表达了彼此都有壮志未酬的感慨。

　　接着五六两句，笔锋一转，借景抒情。“春来茗叶还争白，腊尽梅梢尽放红。”诗人设想陆游到福建的时候，已是下一年的春天，那里的白叶茶，该争先吐出白色的芽叶了。而在此刻分手之际，已经腊尽春回，红梅好都已迎年开放一片嫣红了。这两句笔姿潇洒，深见诗人旷达的胸怀，不专为别情所牵恋；而情景交融，不落凡响。结尾两句“领略溪山须妙语，小迂旌节上凌风。”再振一笔，以慰行人，并回映前文，有余音绕梁之妙。诗人和陆游在壮年的时候，都曾任官闽中，陆游开始做官的时候，任福州宁德县主簿，那时正当秦桧死后，陆游年三十四岁，诗人也曾任过建安守。彼此对闽中溪山之胜，是非常熟悉的。现在陆游再度任官福建，旧地重来，已经相隔二十年了。所以结笔前一句是希望友人把妙笔重新点染那里的溪山。诗人守建安的时候，曾登过那里的凌风亭，建安地近福州，所以在结句“小迂旌节上凌风”语意双关，希望陆游此去福州，不妨稍为迂回一下道路，登上凌风亭，一访那里的胜景，那么诗人虽然未能同行，也可以因友人访问自己的旧游地而一慰平生了。

　　这首送别诗，从十几年前写到赴任以后，有感慨，但不颓唐，对未来有展望，但不虚发豪言，而且情感特别真挚。

参考资料：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秋凉 一作：新凉)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诗词联想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都会想起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应该是写于被贬黄州之时。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这一深具情感意义的节日为背景，抒写了远贬黄州的孤独悲苦的心情，同时又在感叹时间的流逝中，表达出对人生历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在清寒孤寂的意境氛围的营造中，读者可以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旷达超然背后悲情婉约的一面。

诗句赏析
　　词一开端，便慨叹世事如梦，虽然苏轼诗词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但或是自我排遣之语，或为往古来今之思，读来往往觉其放达，而不觉其悲切。此处却不然，以一种历尽沧桑的语气写出，加上几度秋凉之问，风叶鸣廊，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益觉开头浮生若梦的感叹，并非看破红尘的彻悟，而是对自身遭际有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

　　“世事一场大梦”中的“世事”既可以指具体的历史实事，即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事情，亦可以理解为苏轼对人生命运的抽象意义的认识。“世事如梦”，“人生如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雪后飞鸿，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现实中的得失荣辱，而应超脱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使自己内心趋于平衡。“人生几度秋凉”，用“新凉”指又一个秋天的来临，并且突出了秋天乍到的“新”，可见诗人对节候变化的敏感，时间的流逝磨蚀着有限的生命，词人由此产生出真挚的惜时之情。“新凉”亦指诗人再次遭到排挤打击的人生际遇，用一个“凉”字，表达了诗人心中的凄凉之情，所以，“人生几度秋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开头两句词远远不止是苏东坡在记叙一时一地之事，或是一己一身之感，而是借写具体的事实，表达他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生命运的深沉思忖。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爬满了白发，“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读者同样可以感觉到阵阵寒意袭来。

　　过片两句，更可见牢骚。“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月明”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苏轼远贬黄州，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以这种自我嘲讽的形式来表现的。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应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苏轼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去光芒。有人认为“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可见“月明多被云妨”一句写的是眼前实景，是自然现象，但似乎还有更深的内涵，是在借自然之景抒写他对社会环境的认识。这里隐含了作者深深的政治愤懑情绪，“云妨”比喻小人当道，欺瞒主上迷惑视听排斥忠良。作者为自己忠而被谤，谪居偏地黄州，政治抱负难于发挥而深感忧伤苦闷，而此情此景，唯有对月把孤盏聊以解忧愁了。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点出了作词的时间与主旨。“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以虚笔中的乐景写哀情，使哀情为之更哀。“北望”点出了作词的主旨。“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据记载这首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其实，苏轼当时政治上受迫害，孤苦寂寥，凄然北望之中，思弟之情，忧国之心，身世之感，或许交织在一起，作为欣赏者，也不妨抛开考证，作宽泛理解。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藉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相思两地情，遥望却不能与之相聚，明天却又要面临现实中太多的痛苦与无奈，苏轼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特点
　　整首词突出了一个“凉”字，以清寒的中秋之夜的凉风、明月与孤灯等情感意象，营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完美意境。苏轼借写节候之“凉”，抒写人生之“悲凉”，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与这首词意境与主旨相似的就是那首写于密州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那首词中，苏轼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与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相比，两词都是借写景抒怀，都渲染了一个“寒”、“凉”情绪意境，给词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情感意韵。所不同的是前者在于指出节候之“清寒”，后者重在喻示人生之“凄凉”；前者写天上人间之“清寒”，后者写现实人间之“凄凉”；前者想象天上人间之“寒”以反衬人世间值得留恋，后者借人间之真情以慰藉自己“凄凉”的心灵。两词相得益彰，情韵悠远，表达了饱受政治打击的苏轼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世真情的深深眷恋。

总结
　　苏轼这首词也寄寓了一定的哲理意味。但这种哲理意味是通过营造一个完美的审美意境传达出来的。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中秋之夜清寒的月色与空寂的长廊，孤独的词人身影与孤独的黯淡灯光，以及由此流露出来的词人深沉的人生思考与真挚的人世之恋，读者并不感觉到说理、议论的空洞与枯燥，而是为词中深沉的情感所打动，然后体验出作者蕴含于词中的哲理趣味。另外，苏轼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词人，然而这首词风格柔婉，可以看出苏轼的词风也有悲情婉约的一面，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参考资料：

　　此词写中秋月景而兼怀人。词中以清婉和雅的语言，对中秋月景和怀人情思作了细腻传神的描写。

　　开头两句“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一笔放开，为下边的铺叙，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云收尽，淡淡的天空里出现了一片琉璃般的色彩，这就预示着皎洁无伦的月亮将要升起，此下的一切景和情都从这里生发出来。接着“烂银盘”句写海底涌出了月轮，放出了无边无际的光辉，使人们胸襟开朗，不觉得注视着天空里的玉盘转动。“莹无尘、素娥澹伫；静可数、丹桂参差。”写嫦娥素装伫立，丹桂参差可见，把神话变成了具体的美丽形象。“莹无尘”、“静可数”和上边所说的“晚云收”、“千里澄辉”的脉理暗通。到这里，月光和月中景已经写得很丰满。中秋是露水初降，已凉天气未寒时，是四季中最宜人的节候，美景良辰，使人留连。“疏萤时度，乌鹊正南飞。”化用了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和韦应物“流萤度高阁”的名句，写出了久坐之中、月光之下所看到的两种景物，这是一片幽寂之中的动景，两种动景显得深夜更加静谧。“瑶台冷，栏干凭暖，欲下迟迟。”中的“栏干凭暖”表明，赏月人先是坐着的，而且坐得很久；后来是凭栏而立的，立的时间也很长，以致把阑干凭暖，从而委婉地表现出词人不是单单地留恋月光，而是对月怀人。结语明说词人的怀人情意，曰“欲下迟迟”。

　　过片“念佳人音尘别后，对此应解相思”这两句，上承“欲下迟迟”，下启对情思的描写。过片接得自然妥贴，浑然无迹，深得宛转情致。下边主要从对方写起。遥想对方此夜里“最关情”的当是“漏声正永”，“暗断肠”的应为“花影偷移”。随着漏声相接、花影移动，时间悄悄地消逝，而两人的相会仍遥遥无期，故而有“暗断肠”之语。料想明天夜月，清光也未必会减弱多少，只是明天夜里是阴是晴，谁能预料得到呢？两人之所以共同留恋今宵清景，是因为今年一别之后，只能待明年再见了。这是接写对方的此夜情，自己怀念对方的情思，不从自己方面写出，而偏从对方那里写出，对方的此夜情，也正是自己的此夜情；写对方也是写自己，心心相印，虽悬隔两地而情思若一，越写越深婉，越写越显出两人音尘别后的深情。上片“露坐久”，“栏干凭暖”的深刻含意，通过对对方此夜情的两层描写揭示出来。歇拍三句“人强健，清樽素影，长愿相随。”结得雍容和婉，有不尽之情，而无衰飒之感。这首词的结句东坡的《水调歌头》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从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句化来。但苏词劲健，本词和婉，艺术风格不同。

　　这首长调词操纵自如，气脉贯串，不蔓不枝，徘徊宛转，十分出色。其佳处于起得好，过得巧，而结得奇。正如沈义父评说长调慢词时，所说的，“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乐府描述》），这首词的末句堪称“一好出场”，显露了全词的和婉之妙。

参考资料：

　　上片描写夜堂相爱的情形。起拍“宫腰”二句写出佳人的风姿及相逢。“无端”二句写相爱。“殒”字极好，“灵犀”用字含蓄。

　　下片感叹离别。过拍“身有恨”三句突转抒情，写出莫名的“恨”，并交待出“恨”的表面原因是“星河沉晓空”，实则怨恨欢爱的短暂。“陇头”二句点出“恨”的原因是离别，并抒发“佳期如梦”、欢会难再的慨叹。

　　结句对“佳期如梦”的感叹，再次点明往昔美好的约会带给词人难忘的幸福回忆，也反衬出如今佳期不再带给词人的强烈失落和浓浓感伤。

　　词人通过上、下阕两个不同场景的鲜明对比，将恋人间幽会的极度欢乐与离别的彻夜悲凉两相对照，凸显出心中的刻骨相思。

　　该词在用词上也十分有功底，例如“无端银烛殒秋风”，恐未必“无端”，抑或被人吹灭，不愿直言罢了。“殒”字好，把刮、吹、灭的一组动作都括进了，且含蓄形象。用“星河沉晓空”喻恨之大，之无可奈何，也是很新巧的。虽有“花间词”的香艳风味，但艳而不淫，含蕴有味。

参考资料：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