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昭约明岁游天台雁荡先以逍遥衣见赠作张公

　　写诗如绘画，特别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方法上颇有相似之处。如画山水很讲究远景与近景的安排，使一幅画有“景深”，有层次，显得立体化。写山水诗何尝不是如此呢？读李东阳《游岳麓寺》颇能体会此中艺术三昧。岳麓寺位于今湖南长沙市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上。寺庙建于晋泰始四年（268）。杜甫晚年曾到此一游，留下了“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的诗句。明成化八年，二十六岁的翰林院编修李东阳陪同父亲返故乡茶陵（长沙附近）省亲，游岳麓山，写下上面这首诗。

　　“危峰高瞰楚江干”，岳麓山拔地而起，山势巍峨。岳麓寺在半山腰。诗人盘旋攀登，终于走上寺来。他兴奋的喊出声来：我现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边的景色尽收眼底了！“危峰”，已见山峰之高，又用居高临下的“高瞰”二字，更显出视野的广远，突现出岳麓山巉岩挺拔的气势。第一句就有近景和远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岳麓山六华里的“楚江”（即湘江）自是远景物了。

　　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向自己所在的岳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却顾所来路径，不禁发出一声惊叹：“路在羊肠第几盘？”那山间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弯儿，才进得这座古刹呢！

　　诗的头两句，写登高、望远和回顾来路三个过程，都是写登上高峰的最初的兴奋的心情。等到这种狂喜的情绪稍稍平静，更开始细细打量四周的风景了：“万树在杉又径合，四山风雨一僧寒。”诗人发现岳麓山有一个特点，满山都为稠密的在树和杉木所环抱和覆盖，显得极其幽深和清寂。密树荫蔽的丛林中隐约有两条小路，在接近山寺处并为一条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时，已是“长沙地湿开将暑”，而在此山中，却感到置身清凉世界中。诗人不由驰骋想象：当风雨如晦之日，这层峦叠翠的山寺该是多么萧飒、清寒啊！这两句都是写山中所见，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着，诗人又转移视线，游目山外了：“平沙浅草连天远，落日孤城隔水看。”诗人放眼远眺，入望尽是平沙浅草，草木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隔着湘水而望，只见孤零零的长沙城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这两句诗写出了“长沙千里平（韩愈诗句）”的地理特点，湘江沿岸、长沙周围是广阔的平原，从岳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线上的长沙城极其显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李东阳自小生长在北京，以后又一直在北京做官，此次是他第一次回故乡，第一次看到湘江和岳麓山的风光，故乡的山山水水多美啊！而自己马上要告别此地，回北方古城北京了。他不由极目遥望天边，仿佛看到了祖国南北辽阔的大地，仿佛北京、长沙都在自己视线之下了。一种对故乡的依恋之情牵动着独自凭栏的诗人的心弦，偏偏此时多情的鹧鸪又叫起来，好像是在殷勤的挽留行人。此情此景真够令人销魂啊！

　　李东阳年轻时，“台阁体”诗风还相当盛行，这是一种以平正典雅、歌咏升平为宗而不重视发抒个人情思的创作倾向。李东阳步上诗坛，开始有意识地加以突破。从这首《游岳麓寺》也可看到这种迹象。虽然这首诗句句都是写景，作者满腹离情始终没有明说，最后却被“鹧鸪声声”把它点破了。李东阳游岳麓山，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然而他深深爱它，永远不能忘记它。他逝世前，特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怀麓堂集》，就是怀念长沙岳麓山的意思。可见其一片深情了。

　　《游岳麓寺》作为一首山水诗，诗人好像在绘一幅山水画，要“位置经营”上很有讲究。我们从结尾“鹧鸪声里独凭栏”句，可知诗人的视点所在，他是在岳麓寺一个山亭上凭栏观赏风景，视线逐渐的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有时近景与远景相交错，呈现多层次的复杂画面。记得宋元以来画家们探讨山水画技法，有“高远”、“深远”“迷远”“幽远”诸多分别，多角度地进行画面空间的艺术设计，李东阳的这首诗不也是这样吗！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参考资料：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若 一作：苦)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版本一 钱鹤滩)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版本二 文嘉)

　　这一首诗七次提到“明日”，劝告迷失的世人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不要永远等待明日而浪费时间，蹉跎光阴。诗歌的意思浅显，语言明白如话，说理通俗易懂，很有教育意义。

　　《明日歌》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思想内容有新意。它不是空泛的珍惜时光的教诲，而是针对人们的拖延症，围绕“明日”二字展开说理。二是语言形象生动。杂言歌谣形式，使用口语化、形象化的词语，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顺耳好记。其中“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两个写景句子，穿插在议论当中，使全诗活泼生动不少。

　　《明日歌》自问世至今，数百年来广为世人传颂，经久不衰。诗人在作品中告诫和劝勉人们要牢牢地抓住稍纵即逝的今天，今天能做的事一定要在今天做，不要把任何计划和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明天。今天才是最宝贵的，只有紧紧抓住今天，才能有充实的明天，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否则，“明日复明日，”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万事成蹉跎”，一事无成，悔恨莫及。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牢牢铭记：一切从今天开始，一切从现在开始。

　　这首诗内容充实，语言流畅，释理通俗明了，说服力强。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