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游宿温泉宫作

　　从事有示愈以《荆谭酬唱诗》者，愈既谭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谭酬唱诗序》。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谭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而得出“材全而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谭，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而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而流传千古，而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而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而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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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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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作者游屈原庙的题诗。此诗题一作《过三闾庙》，是诗人大历（766-779）中在湖南做官期间路过三闾庙时所作。伟大诗人屈原毕生忠贞正直。满腔忧国忧民之心，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不得进用，最终流放江潭，遗恨波涛。他的峻洁的人格和不幸遭遇，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汨罗江就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泪。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之《离骚》”（《史记》）里写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时隔千载，诗人戴叔伦也感受到了与贾谊、司马迁同样的情怀：“昔人从逝水，有客吊秋风。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湘中怀古》）大历年间，奸臣元载当道，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诗人来往于沅湘之上面对秋风萧瑟之景，不由他不动怀古吊屈的幽情。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作者谒庙，感慨颇深，《题三闾大夫庙》就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景成章的。

　　诗的前二句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沅湘流不尽”发语高亢。如天外奇石陡然而落，紧接着次句“屈子怨何深”又如古钟震鸣，沉重而浑厚，两句一开一阖，顿时给读者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从字面上看，“沅湘”一句是说江水长流，无穷无尽，意思当句自足。但实际上“流”这里是双关，既指水同时也逗出下句的“怨”，意谓屈子的哀愁是何等深重，沅湘两江之水千百年来汩汩流去，也流淌不尽、冲刷不尽。这样一来，屈原的悲剧就被赋予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意义。诗人那不被理解、信任的悲哀，遭谗见谪的愤慨和不得施展抱负的不平，仿佛都化作一股怨气弥漫在天地间，沉积在流水中，浪淘不尽．作者在这里以大胆的想象伴随饱含感情的笔调，表现了屈原的哀怨的深重，言外洋溢着无限悲慨。“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以沅水湘水流了千年也流不尽，来比喻屈原的幽怨之深，构思妙绝。屈原与楚王同宗，想到祖宗创业艰难，好不容易建立起强大的楚国，可是子孙昏庸无能，不能守业，贤能疏远，奸佞当权，自己空有一套正确的治国主张却不被采纳，反而遭到打击迫害，屡贬荒地。眼看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朝政日非，国势岌岌可危，人民的灾难越来越深重，屈原奋而自沉汨罗江，他生而有怨，死亦有怨，这样的怨，没有个尽头。这二句是抒情。

　　后二句写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秋风萧瑟，景象凄凉，一片惨淡气氛，诗人融情入景，使读者不禁慨然以思，含蓄蕴藉地表达了一种感慨不已、哀思无限的凭吊怀念之情。这两句暗用《楚辞·招魂》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但化用得非常巧妙，使人全然不觉。诗的后两句轻轻宕开，既不咏屈原的事，也不写屈原庙，却由虚转实，描绘了一幅秋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这并不是闲笔，它让读者想到屈原笔下的秋风和枫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这是屈原曾经行吟的地方。朱熹说“（枫）玉霜后叶丹可爱，故骚人多称之”（《楚辞集注》）。此刻骚人已去，只有他曾歌咏的枫还在，当黄昏的秋风吹起时，如火的红枫婆娑摇曳，萧萧絮响，像在诉说千古悲剧。

　　这首诗比兴手法相当高明。前二句以江水之流不尽来比喻人之怨无穷，堪称妙绝。后二句萧瑟秋景的描写，又从《招魂》“湛湛江水”两句生发而来，景物依稀，气氛愁惨，更增凄惋，使人不胜惆怅，吊古之意极深，为人传诵。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这首诗把牡丹拟人化，把牡丹当做自己热恋中的情人。首联写去年与牡丹分别情景；颔联用巫山神女与武陵渔人两个典故，含蓄而深致地表现了诗人对牡丹的眷眷思念和意外相逢的惊喜欣悦；颈联再现了与牡丹的深长情意，相知毋忘；尾联中诗人把自己与恋人牡丹相亲相爱之情推向高潮。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别后重逢，有太多的兴奋，亦有无限的情思。面对眼前盛开的牡丹花，却从去年与牡丹的分离落墨，把人世间的深情厚意浓缩在别后重逢的特定场景之中。“泪湿红笺”句，诗人自己进入了角色，亲切感人。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化牡丹为情人，笔触细腻而传神。“巫峡散”承上文的怨别离，拈来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给花人之恋抹上梦幻迷离的色彩：担心与情人的离别会象巫山云雨那样一散而不复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在极度失望之中，突然不期而遇，更使人感到再度相逢的难得和喜悦。诗人用武陵渔人的故事和刘晨、阮肇的传说，给花人相逢罩上神仙奇遇的面纱，带来了惊喜欲狂的兴奋。两句妙于用典，变化多端，曲折尽致。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两句既以“馨香”、“不语”射牡丹花的特点，又以“传情”、“彼此知”关照前文，行文显而不露，含而不涩。花以馨香传情，人以信义见著。花与人相通，人与花同感，所以“不语还应彼此知。”

　　以上六句写尽诗人与牡丹的恋情，末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安枕席”于栏边，深夜说相思，见其相思之渴，相慕之深。这两句想得新奇，写得透彻。

　　此诗将牡丹拟人化，用向情人倾诉衷肠的口吻来写，新颖别致，亲切感人，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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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突出了李白创作融情于景的特点，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首句“南登杜陵上”中，“南”字首先点明了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指出杜陵的位置位于渭水南岸。第二句“北望五陵间”把作者从南岸看到的风景刻画出来。两句一南一北，互作映衬。这两句不仅写出了作者的位置，还为下两句所写的事物做了铺垫。作者站在杜陵上，登高望远，不仅看到了对岸的五陵，还看到了眼前壮阔的渭河，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第三句“秋水明落日”中的“秋”字点出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明”字在这里应该是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翻译作“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秋水的映照，使得落日光线更加明亮。表面看是写落日的景观，实则含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单从句面上看，很难理解这层意思，但若结合作者创造此诗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诗作于唐天宝二年秋，此时正是诗人第二次入长安。这次诗人得到皇上的恩宠，待诏翰林，是政治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这期间，诗人与诸多好友游历山水，沉浸在江山美景和佳茗陈酿之中。然而由于诗人性格孤傲，不与朝中奸佞之辈同流合污，不久便遭到谗谤。所以，诗中作者虽在描写景物，但其实是对自己当下境遇的描述。末句“流光灭远山”中“流光”指流动的光。渭水流动，使倒映在水中的El光也忽明忽暗，闪烁不定，自然远处的群山也会随着日光的流动而显得若隐若现。这句同上旬一样，在景物描写背后暗藏了作者回归山林的思想。古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怀才不遇或在官场上遇到排挤，都会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李白此时受到谗谤，不免会产生隐居的念头，所以“远山”在他这首诗中就不只是个普通的景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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