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成二首

　　这首诗采用了咏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写出了竹子潇洒、清荫、耐寒的特点，表现了诗人清高不俗、贞洁不渝的品格。

　　第一、二两句是对竹子的描写。写官舍北窗边数百竿辣立的竹子不知是谁种下的，但如今伴诗人苦吟非常相称。点出“官舍竹”，即为“闲官”。清冷的郡斋，难挨的时光，迁客的意绪，使诗人感到凄凉。他忽推北窗，一阵可餐的翠色迎面扑来。

　　第三、四两句是诗人对竹子所展开的联想。春日，桃李东园争宠，竹子却静静独守坚贞，它要直待冰雪岁寒日，才向人们昭示并证实自己不渝的操守。诗人仿佛不期遇见了可以倾心交谈的知己，全身沉浸在一片碧绿透明的溪流里，这里诗人有形象上的暗示与精神上的契合，是以竹自况，暗寓了自己不愿随势就俗的清高品格。

　　第五、六两句把竹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拂”和“侵”两个传神动词，让竹叶萧萧的声音和青青的姿影介入诗人的生活。公退之暇，拂琴敲棋，清风徐至，物我同趣，竹声与琴声共生雅趣；竹影与棋局同助清欢。表现出物我同趣的画面，和谐一致，无限清欢。

　　第七、八两句是诗人对今后仕途的设想。即使明年调往别处，今年冬天还能雪里看竹，结为岁寒之友。既具骚人风致，同时照应颔联中“独守孤贞待岁寒。”第二年四月，诗人果真“量移”至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市西南）。

　　此诗以竹自喻，人物融合，自然贴切；语浅意深，情味隽永。表露诗人的牢骚不平和自我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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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四灵都喜欢描写山水形胜，又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两件小事，用轻动灵快的笔墨描写出来，惹人喜爱。这首小诗，写夏天山中夜雨，全用虚写，道人所未道，正是四灵诗中的妙作，在趣味上颇类杨万里的绝句。

　　前两句写山间的夜晚，星月皎洁，无云无雷，紧扣一个“晴”字下笔。这是写雨前之景。后两句，以“平明”二字与上文的“夜”字相照应，以“忽见溪流急”与上文的“星月白”，“ 亦无云气亦无雷”相照应，而“溪流急”又与“他山落雨来”互为因果，前者为果，后者为因。这是写雨后之景。显然，此诗在结构安排上是别出心裁的，写雨，不写雨中之景、雨本身，而由雨前之景一下子切换至雨后之景，跳跃性大，采用的颇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令人眼目为之一新。

　　诗的前两句写雨前之景，后两句摹雨后之景，而下雨的过程也即雨本身则略而不写，看似与写雨无关，实却无不关涉一个“雨”字。诗人写雨前之景，强调昨夜天气晴朗，实言此山无雨。后两句写雨后之景，突出“忽见溪流急”，并以之推知“他山落雨来”，原来是他山之阵雨注入溪中，形成了“溪流急”的景象。清代刘熙载云：“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翁诗写山雨，正是采用了“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之法，且达到了“睹影知竿”之效，堪称咏雨妙作。

　　诗题是“山雨”，偏不从雨入手，反过来，从题外擒入，极力写天晴。诗说整整一夜，月光照着林间，星星在天上闪烁。诗把晴写得很足，还加以“一夜”字，强调整个晚上都是如此，可诗人还嫌不足，进一步说，这一夜不但星月灿烂，连一丝云都没有，也没听见雷声。这第二句，补足第一句，分别从视觉及听觉上写，把晚晴说得很死，不容转圜。三、四句却突然一变，说天明时，见到溪中流水湍急，因此知道这座山以外的山曾经下过一场大雨。这两句也写得很肯定，与上两句组成一对矛盾，出人意表，诗人惊喜的心情，强烈地表达了出来。诗写雨，不通过正面写，没一句说雨如何，已奇；前两句非但不写雨，反而写晴，更奇。妙在诗描述的不单单是普通的雨，完全是山中的雨，更使人感到奇。如果是在平地上，诗人晚上便会见到远处的乌云、闪电；因为是山中，只能见到自己头顶上一块天，见不到山外的山，所以诗得以放笔写晴，得以在第二天清晨的溪水上做文章，把极其矛盾的两组景象统一在一首小诗中。永嘉四灵的诗巧就巧在这种出人意表的构思上，同时在景物中贯注了浓厚的生活情趣。

　　翁卷的《山雨》，不仅描写了此山星白月朗，他山一霎雨过的奇异景象，而且抒发了诗人惊异的感情。而这情又不是直接抒发的，而是寓于景中，在跳动的景物描写之中含蓄地抒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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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宋初的考试制度，大致承袭唐代，由州府举荐考生，入京应试，由礼部主持其事。此诗即以一员考官的身份写出他的见闻与感受。

　　从诗中可知，考试时间是在初春时节。首联着力渲染了礼部试的考场环境——群英毕至，贡院里肃穆幽雅，试院中焚起了香，以消除人多的异味，且能增添祥瑞肃穆的气氛。颔联重点描绘士子答题情况，考生们大清早就入场了，没有一点喧闹嘈杂之声。试题下发后，考生奋笔疾书，一片沙沙沙的声音，好似春蚕在吃桑叶。颈联表明考试意义，诗人对此景象不禁发生感慨，济济多士，尽是天下英才，国家的栋梁。尾联自谦衰病，谆谆嘱托同僚，作为选拔人才的考官，应当具有慧眼认真鉴别。诗中说自己老病，精神不济。阅卷挑选人才之事要拜托同仁，那是谦逊之辞。全诗透露出一种惜才爱才的真挚感情，也表达了要为国选出真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封建时代的科考，是朝廷的一件大事，国家寄予厚望，违法者将置以重刑，轻则充军流放边地，重则杀头，半点也马虎不得。在清朝，主考官在考试期间出行，车后竖铡刀一把，以示自律。鲁迅的祖父就因为替考生向考官行贿，被判斩监候的。抡才大典，朝廷、考官、考生都是全力以赴的，诗正是确切而生动地写出了这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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