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秋日宿郑文中家是夜月食随班行礼次日玩月慨然有怀作古诗一首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文章明写婢女寒花，却几次提及妻子魏孺人，表现出归有光与魏孺人夫妻之问真挚深笃的感情。

　　文章首节开头三句就点明了寒花身分、死去时日和安葬处所。“魏孺人媵也”，寒花不是一般婢女，而是作者所挚爱的前妻的随嫁婢女。“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寒花时年仅十九岁，距魏孺人之死已四年。“葬虚丘”，寒花虽为婢女，仍择地郑重营葬。起首点明亡婢的特殊身分，意在点明与作者的特殊关系。亡婢、亡妻并述，因亡妻而及亡婢的爱屋及乌之情油然而生，因亡婢而及亡妻的追怀悼念之情亦随之而出。这样，既暗示了“葬志”的写作动因，也开启了下文对往事的回忆。领起了全篇。

　　节末一句：“事我而不卒，命也夫！”长声慨叹，总写悲情。这是叙事之后的感情迸发。本来寒花的随侍左右尚可聊慰对亡妻的思念，而今她又不幸早逝，作者的感伤之情便无可遏止了。这里的“命”，不仅指寒花的命运，也兼指魏孺人乃至多次应试、此时尚未中举的作者本人命运。红颜多薄命，生者亦坎坷，深沉的叹息奠定了全文感情的基调。

　　文章主体在第二节，忆寒花三事、孺人两笑。

　　寒花三事：其一是初来时的打扮：“垂双鬟，曳深绿布裳”。此记其稚态可怜。

　　其二是削荸荠时的调皮：“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此述其娇态可噱。

　　其三是吃饭时的神情：“即饭，目眶冉冉动”。此言其憨态可笑。至此，写出了寒花质朴、单纯、天真的情态。孺人两笑：前“笑之”，是称许婢女而同嘲丈夫；后“又指予以为笑”，是引丈夫而共笑婢女。于此，既写出了孺人慈爱、宽厚、善良的风神，也写出了夫妻相得、主婢无问的闺房情趣。以上所忆，都是初媵时事，益见忆念的深远。而所忆均以寒花起、以孺人结，既是扣题所需，益见旨归所在。

　　最后一节，“回想是时”回应“初媵”。跨过时间的隔限，结束往事的忆想，回笔写现在的心情：“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十年”指寒花从“初媵”到此日之死的岁月。欢愉易逝，岁月如流，昔日饶有情趣的事徒增今日的悲感。“可悲也已”句，承第一节的“命也夫”再抒悼念之情，以短吁长叹收笔，更显得情深意长。

　　全文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详略得当。作者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选材，详细描写了寒花的动作、性格、神态，自然平实，无雕琢之痕迹，富有感染力从体制上讲，它运用了小巧灵活的新形式，并采用倒叙的手法，突出了寒花的形象，情感真挚，亲切自然；另外，该文语言简洁凝练，抒情真挚，记事生动，体现出归有光散文善用极淡之笔，写极浓之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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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仿乐府诗，写了两个天真活泼的牧童在共同放牧、追逐嬉戏中的喜悦和与牛相依相傍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牛的感情，同时在结尾也表现出作者对于苛税的不满之情。这首诗写景物细致入微，新颖逼真，崇尚写实，抒情含蓄蕴藉，韵味深长。

　　诗借牧童口吻展开。几个农家孩子同去放牛，他们边放牧边调笑，一边指认着各自的牛：角最弯的是你家的，尾巴没几根毛的是我家的……他们“短笛无腔信口吹”，摇着长鞭，在田头地角赶着牛儿找草吃。太阳落山了，别让牛群跑得太累，近处没有好草，别叫牛群吃不饱。该怎么放牧，这些孩子全知道。牛吃饱了，骑在牛背上唱歌；牛要反刍，就坐在牛身边歇一歇；晚上回到家，还要靠在牛身旁躺一躺。牧牛的孩子与牛有这么深厚的情谊，因为牛是农家宝，垦荒耕种要靠它，牵挽载重也靠它。农民都不感激牛、珍惜牛。农家孩子如此爱牛亲牛，高启非常理解，写来真实可信，情趣盎然。想来，诗人“少年习耕锄”的时候，也是曾有过一段牧牛爱牛的亲身体验的。

　　倘若诗只写到这里就结束，那内容就失诸单薄了。高启给它安排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末二句由牧牛之乐转为牧牛之忧，揭出农民最大的隐忧来，那就是“输租”。繁重的苛捐杂税，会逼得农民卖牛抵债。这个严峻的现实，甚至在天真烂漫的农家孩子心里，也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最后两句诗，是画龙点睛之笔，足章明志，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这首诗有意不用典，不藻饰，以求得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前八句写牧牛之乐，是欲抑而先扬；后两句点出牧牛之忧，是先扬之后抑。抑扬对比，颇见匠心。诗人要表达对农家的同情和关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鞭挞，捉笔为诗，却不假论辩，而用牧童爱牛亲牛的形象画面来道出，显得不空洞，不枯燥，不说教，小中见大，真切感人，在平实中兼见艺术构思的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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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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