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望晴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
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

　　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了风云。一时风声紧，雨意浓。秦地（今陕西一带）西风则雨，大约出自当时的农谚。这样的农谚与天气变化有关。“尝闻”二字，写人们对天气变化的关切。这样，开篇一反绝句平直叙起的常法，入手就造成紧迫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今陕西一带）刮起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正当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了风云。一时风声紧，雨意浓。秦地（今陕西一带）西风则雨，大约出自当时的农谚。提起这样的农谚，显然与眼前天气变化有关。“尝闻”二字，写出人们对于天气变化的关切。这样，开篇一反绝句平直叙起的常法，入手就造成紧迫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一场大雨，将会使多少人家的希望化作泡影。所以诗人恳切的默祷苍天不要下雨。这层意思在诗中没有直说，而用了形象化的语言，赋西风以人格，盼其早早归去，仿佛它操有予夺之权柄似的。“为问西风早晚回？”“早晚回”，即“何时回”。这怯生生的一问，显示农耕社会中农民对上天的敬畏，表现的心情是焦灼的。

　　“白发老翁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站立在麦场的高处，盼望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

　　后两句是从生活中直接选取一个动人的形象来描绘，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先，选取白发老农最有代表性，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他们默默的为社会创造财富，饱经磨难与打击，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其次，“如鹤立”三字描绘“望云开”的姿态极富表现力。“如鹤”的比喻，自然与白发有关，“鹤立”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执著的感觉。这一形体姿态，能恰当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最后是“麦场高处”这一背景细节处理对突出人物形象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麦场”，对于季节和“农家望晴”的原因是极形象的说明。而“高处”，对于老人“望云开”的迫切心情则更是具体微妙的一个暗示。通过近乎绘画语言来表述，较之直接的叙写，尤为含蓄，有力透纸背之感。通过这一“望”，可以使人联想到农家一年半载的辛勤，想到白居易《观刈麦》所描写过的那种劳动场景。

　　这首诗选取收割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将来时的一个农家生活片断，集中刻画一个老农望云的情节，通过这一“望”，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农家一年半载的辛勤，如同白居易《观刈麦》所描写过的那种劳动情景；也可以使读者想到嗷嗷待哺的农家儿孙和等着收割者的无情的“收租院”等等，诗的潜在含义是很深的。由于七言绝句体裁较小，意象必须集中，必须使读者窥斑见豹。此诗不同于《观刈麦》的铺陈抒写手法，只集中写一“望”字，也是“体实施之”的缘故。

　　这首诗对农民有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对农民有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诗人由衷的同情与歌颂尽在不言之中了。

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此诗描写主人公与喜欢的女子约会不至而感到失望、无奈，甚至绝望不已的心情。诗中主人公望穿秋水，苦苦等待，奈何伊人爽约，于是失望之极，形象地表现了失恋的痛苦。全诗语言简练，以美景烘托和渲染愁情，用虚拟手法突出人物形象，诗境含蓄深邃，在唐代众多描写男女情事的小诗中别具一格，历来为世人所传诵。

　　诗人躺在花纹精细、珍贵华美的竹席上，耿耿不寐，思绪万千。原来期待已久的一次佳期约会告吹了。对方变心了，而且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使人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佳期”而言“千里”，可见是远地相期，盼望已久，机会难得。“休”而言“一夕”，见得吹得快，吹得彻底，吹得出人意外。而这又是刚刚发生的，正是诗人最痛苦的时刻，是“最难将息”的时候。夜深人静，想起这件事来，不禁失眠。一、二两句从因果关系来看是倒装句法，首句是果，次句是因。

　　这个令人痛苦的夜晚，偏偏却是一个风清月朗的良宵，良夜美景对心灰意懒的诗人说来，不过形同虚设，根本没有观赏之心。不但今夜如此，从此以后，他再不会对良夜发生任何兴趣了，管他月上东楼，月下西楼。月亮是月亮，自己是自己，从此两不相涉，对失恋的人来说，冷月清光不过徒增悠悠的愁思，勾起痛苦的回忆而已。

　　这首诗艺术特点是以美景衬哀情。在一般情况下，溶溶月色，灿灿星光能够引起人的美感。但是一个沉浸在痛苦中的心灵，美对他起不了什么作用，有时反而更愁苦烦乱。此诗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用“良夜”“明月”来烘托和渲染愁情，孤独、怅惘之情更显突出，更含蓄，更深邃。

　　此诗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用虚拟的手法，来加强语气，突出人物形象，从而深化主题。三、四两句所表现的心情与外景的不协调，既是眼前情况的写照，更预设了今后的情景。“从此无心”四字表示决心之大，决心之大正见其痛苦之深，终生难忘。“任他”二字妙在既表现出诗人的心灰意懒，又描绘出主人公的任性、赌气的个性特点，逼真而且传神。这种虚拟的情景，没有借助任何字面勾勒，而是单刀直入，直接表达虚拟的境界，与一般虚拟手法相比，又别具一格。

参考资料：

1、 刘文忠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719-720 ．

稍稍雨侵竹，翻翻鹊惊丛。
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风。
积雾杳难极，沧波浩无穷。
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
若人抱奇音，朱弦縆枯桐。
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
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
希声閟大朴，聋俗何由聪。 　　这首诗可以分为二层。第一层为开头八句，写诗人在初秋夜坐之时对吴武陵的思念之情，充满了关切和同情。这种思念之情由“一夕生秋风”而引起。凄雨侵竹，惊鸟翻飞，浓雾弥漫，烟波浩渺，勾勒出一片秋夜乍寒凄凉的景象，这衬托出诗人被贬谪的愁苦忧戚的心情，也暗示出朝廷的黑暗和政局的险恶。正直不屈的才士横遭打击和迫害，如鹊鸟在寒冷的风雨中栖居无所，惊惧难安。他们被贬谪到边荒，毫无出路，如浓雾烟波无穷无尽一样。这里，诗人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忧愤痛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吴武陵的惺惺相惜和深切同情。诗人由己及友，很自然地勾起了对吴武陵的思念，他们同病相怜，在初秋风雨之夜都会愁苦难当的。第二层为后面八句，写诗人对吴武陵琴艺和才华的高度赞赏，为人才被埋没而深表愤慨。首先，诗人写吴武陵的琴弦和琴身，十分华丽名贵，为下面写琴声的美妙作一铺垫。然后写琴音的清扬流荡，作者用浮光闪动上激秋空来比喻，十分新奇巧妙。琴声清越，可以上凌天空，使人体会到琴声的穿透力强，曲调高远。琴声激荡，如波光闪耀，粼粼夺目，使人体会到琴声中激情洋溢，而且音质清丽，曲调流畅。这两句又与秋天和潇江景物紧紧相扣，运用比喻不但贴切，而且自然。其次写琴曲的自得天成。这就是说，琴曲是吴武陵内心真情的流露，没有丝毫的造作和人为的刻意。吴武陵的志趣高远，才华横溢，已不言而喻。最后两句，诗人为吴武陵的才华被埋没而抱屈不平，深表愤疾。吴武陵琴声美妙清越，但对权贵来说，只是听不见的细微声音。吴武陵在被贬之后，刚直不屈，其本性朴质如初，毫无亏损，他心中流露的真情志趣，权贵们不仅不愿听赏，而且也是无法听懂无法理解的。权贵们正如聋子一样，对才士的情趣、忧愤、才华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里，柳宗元用辛辣的嘲讽表达了心中无比的愤慨，为朋友，也为自己。

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
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
林空色暝莺先到，春浅香寒蝶未游。
更忆帝乡千万树，澹烟笼日暗神州。

　　诗人漂泊在外，偶然见到一枝杏花，触动他满怀愁绪和联翩浮想，写下这首动人的诗。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是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名句。杏花开在农历二月，正是春天到来的时候，那娇艳的红色就仿佛青春和生命的象征。经历过严冬漫长蛰居生活的人，早春季节走出户外，忽然望见邻家墙头上伸出一枝俏丽的花朵，想到春回大地，心情无比欣喜激动。叶绍翁的诗句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可是吴融对此却别有衷怀。他正独自奔波于茫茫的旅途中，各种忧思盘结胸间，那枝昭示着青春与生命的杏花映入眼帘，却在他心头留下异样的苦涩滋味。

　　他并不是不爱鲜花，不爱春天，但他想到，花开易落，青春即逝，就是永远守着这枝鲜花观赏，也看不了得多少时间。想到这里，不免牵惹起无名的惆怅情绪。更何况自己行色匆匆，难以驻留，等不及花朵开尽，即刻就要离去。缘分如此短浅，令人倍觉难堪。

　　由于节候尚早，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的时分，一般树木枝梢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寒意，蝴蝶不见飞来采蜜，只有归巢的黄莺聊相陪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杏花，当会感到有几分孤独寂寞。这里融入诗人的身世之感，而杏花的形象也就由报春使者，转化为诗人的自我写照。

　　想象进一步驰骋，从眼前的鲜花更联想及往年在京城长安看到的千万树红杏。那一片蒙蒙的烟霞，辉映着阳光，弥漫、覆盖在神州（指中国）大地上，景象是绚丽夺目的。浮现于脑海的这幅长安杏花图，实际上代表着他深心忆念的长安生活。诗人被迫离开朝廷，到处飘零，心思仍然萦注于朝中。末尾这一联想的飞跃，恰恰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点出了他的愁怀所在。

　　诗篇借杏花托兴，展开多方面的联想，把自己的惜春之情、流离之感、身世之悲、故国之思，一层深一层地抒写出来，笔法特别委婉细腻。晚唐诗人中，吴融作为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追随者，其最大特色则在于将温李的缛丽温馨引向了凄冷清疏的一路。此篇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1、 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J].古典文学知识,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