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客孟尝君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唆”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唆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唆、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参考资料：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参考资料：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柯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子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予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由于儒家学说是关涉政治的学说，故黍子的论述始终扣住圣人、贤士，人君、大臣来进行，这在《舜发》一文中也体现得很明显。

　　而是进一步将上述客观环境和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推广到客观环境和国家命运的关系上去，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将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层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为深广。

　　开始连续排比六位古圣先贤从贫贱起家的成功事迹，暗示出成功和忧患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在大肆铺陈“大任”前的磨难中自然地得出结论，突出成功的来之不易。接着再将这一道理推广到治国，最后画龙点睛：“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论证思路清晰，层层推进，最后作结，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万里之势”，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鬼斧神工。

　　宋儒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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