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字木兰花（简天牖）

公旧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朱，亦知使朱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
使朱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上片，写昨晚雨，今朝雪，天寒地冻，东坡倍觉衰病中孤独寂寞。开头三句，写昨夜的天气“雨纤纤”；今晨雪之厚“欲平檐”。第四、五句，进一步写雪境之大：“江阔天低”；雪势之猛：找不到酤酒“青帘”。写天气之急速变化，实写东坡的心情惴惴不安。最后三句，由写雪转入到写人，突出东坡“孤坐”之难，“谁伴我”之寂，“病目”之困，“衰髯”之态。只有边“揩”目，边“燃”须，边“吟”诗，才能度过这寂寞时光。作于同时的《浣溪沙·半夜银山上接苏》也有“冻吟谁伴撩髭须”，亦属此意的同义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苏轼也不知朱守寿昌现在受冻如何。

　　下片以自我心态反衬，抒发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情。开头三句，点化引用了李白《题东溪公幽居》：“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这里以沉醉、晶盐般的美味来联想朱守可能正盛筵宴客，然而东坡自己不在席上，甚为孤苦。第四、五句进一步运用想象，写朱守“手把梅花”一枝举起，“东望”着我这黄州的陶潜。也许你还在请我入宴。我“知使朱之念我”。最后，以一个回环句，吐出了内心的压抑感和牢骚感：“雪似故人”，故“人似雪”，“虽可爱”，怕造门不前而返， “有人嫌”，推心置腹，刻骨铭心。

　　全词，上片以“江阔天低”的雪景作为思念故人的典型环境，就是为下片的想象“使朱之念我”，“雪似故人人似雪”之情怀作铺垫的。由景到人，并以陶潜自比，独白作结，寓意十分深远，反映了东坡的独立人格和审美情趣。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写闺中女子春日的哀愁，是一首典型的春闺怨词。全篇对春日景色和春闺女子形象都进行工笔细描，风格艳丽，含蓄蕴藉，完全是一派清新词风。上片开头五句，以工细的画笔描绘春景。“斗草”二句，由写景转入写人，反映闺中人的倦游情绪。“醉归来”三句，回忆当初男女双方春日相聚的欢乐与温馨。下片写分别之后女方对男方的愁怨相望之情。前半六句，写春末几种花的开放让女主人公痛感光阴之易逝，更加怀念意中人。后半五句，写双方天各一方，音信难通，越发使人整日惆怅，难以为怀。末二句以景结情，更显出女主人公愁怀浩茫。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斗草”，以抒发下文的离别之情。“香泥垒燕，密叶巢莺”，作者开头就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初春伊始，燕子，黄莺都忙碌地筑巢。这些鸟儿为什么要忙碌的筑巢呢？不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人，而是它们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接下来，作者下句“斗草烟欺罗袂薄，秋千影落春游倦。”描写了一个欢快的局面：春天到了，是郊游踏青的时候，人们脱下衣服都欢快的在田野里面玩耍，一些人在草地里面“斗草”，每个人都玩的是如此的开心。在这里开心的背后，接下来作者“醉归来，记宝帐歌慵，锦屏香暖”作者写愉快地玩过之后，男女之间由于过于高兴，都喝醉了，然后晚上一起躺进柔软的温柔乡里面。词的上篇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画面、

　　词的下片作者着重写分别情景。在词的上篇作者营造了一副和谐的画面，看着都让人羡慕。但是在这令人羡慕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伤痛。“爱的愈深，可是分别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作者想象了分别之后，家里的妇人在家里独自生活的画面：牡丹花开，但是没有人陪同一起欣赏。想到了丈夫离家出走，自己本想鸿雁一书，但是提笔又发现信件如此短小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作者下篇描写了一个妇人与丈夫分别后孤寂的生活画面，由此来表达妇人心中的怨恨。

参考资料：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这首诗在描绘具体形象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重要的点染作用。

　　“黄金错刀白玉装”一句，描绘宝刀外观之美。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金玉相映，华美无比。“夜穿窗扉出光芒”一句，描绘宝刀内质之佳。它在黑夜中光芒四射，竟可穿透窗户，确实不凡。这两句，从诗歌意脉上说，是托物起兴，通过对宝刀的描绘和赞美，自然引出下面的提刀人形象。而从内在意蕴上说，又对提刀人的身份和志趣起着一种映衬作用，实质暗示了宝刀无用武之地，英雄无报国之门。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这里有三层意思：“提刀独立”写提刀人的动作，显出其急欲上阵杀敌；“顾八荒”写提刀人的神态，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惆怅，更顾盼自雄的豪迈气概；“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慷慨直陈，向天浩叹，更显出了提刀人的胸怀大志。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写终南山顶山石嶙峋、白雪耀眼，虽只是略施点染，但雪光与刀光相辉映，却为爱国志士之“一片丹心”大大增色，最终还是突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凛然不可屈服的形象。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在诗的最后发出了“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时代最强音。引用战国时“楚虽三戾，亡秦必楚”的楚车民谣作比，用反诘句表明：汉族人民定有英雄人物能赶走女真统治者收复中原。楚民谣虽仅八字，但深刻说明民心不会死、民力可回天这一道理。陆游虽生活于国力衰微偏安江左的南宋，但基于对民心、民力的正确认识，在述志时他坚信中国有人，定能完成北伐事业，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往往转韵，此诗在用韵上是四句一转，与诗人情感表达的流泻起伏变化相适应，读起来抑扬顿挫。

　　陆游生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南宋国势衰微，恢复大业屡屡受挫，抗金志士切齿扼腕。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报国志向，但无由请缨。他在年将五十时获得供职抗金前线的机会，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永远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之作，在结构上具有由物及人、层层拓展的特点。全诗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开头到“提刀独立顾八荒”，从赋咏金错刀入手，引出提刀人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

　　第二层从“京华结交尽奇士”到“一片丹心报天子”，从提刀人推扩到“奇士”群体形象，抒发其共同的报国丹心。

　　第三层从“尔来从军天汉滨”到结束，联系眼前从军经历，揭明全诗题旨，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

　　“丈夫五十功未立”，这里的“丈夫”，是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丈夫”的涵义。诗句中所说的“功”，不能仅仅理解为陆游个人的功名，而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一片丹心报天子”一句，似乎有忠君色彩，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天子”与国家社稷难以分开，“报天子”即是报效国家，其积极意义仍应肯定。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意即怀抱报国丹心的并非只有自己，当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隆兴初年，朝中抗战派势力抬头，老将张浚重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受到张浚的推许。这些爱国志士义结生死，同仇敌忾，是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

　　最后两句却变化了句式，先用叹词“呜呼”提唱，末句则用一气赶下的九字反诘句，读起来显得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金石之声。

　　这首诗题为“金错刀行”，但并不是一首咏物诗，它不以铺陈描绘宝刀为宗旨，而只不过是借宝刀来述怀抱、言志向。因此，诗中多议论和直抒胸臆的句子，以气势、骨力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因此决非粗豪叫嚣之作可比，读来大声鞺鞳，气势夺人。长于议论，同时又富于充沛的感情，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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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