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草诫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忆阆州。
若到阆中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亿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参考资料：

1、 宋绪连 初旭编．三李诗鉴赏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05月第1版：第1077页

老僧道机熟，默语心皆寂。
去岁别舂陵，沿流此投迹。
室空无侍者，巾屦唯挂壁。
一饭不愿馀，跏趺便终夕。
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
偶地即安居，满庭芳草积。

　　这是一首酬赠诗，诗中描述了这样一位老和尚：他生性喜静，沉于佛事，佛理精熟，生活简朴，令人肃然起敬。全诗语言明白晓畅，内容单一。

　　全诗可分为三节，前四句是第一节，概括介绍老和尚，一“熟”一“默”，形象地刻画出了老和尚内外特点。中四句为第二节，以白描手法，反映了老和尚节俭的生活。后四句为第三节，写庭院环境，衬托老和尚不凡的修养。全诗结构匀称合理。

　　此诗在写法上运用衬托手法。先写老僧话少心静，再写居室空荡，生活简朴，环境天然，意在衬托“长老”内在的充实以及对佛道的精熟。在此诗第三节以生活环境的自然幽雅来衬托主人的涵养。另外，此诗所布的“虚白”，如长老的家世如何，缘何而投空门，乃至姓名法号等等，读者都不得而知。诗人有意将此谈化，恰恰突显了中心内容，使“熟”字成为此诗的诗眼。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长者对佛的热情与虔诚，“长者”就像是为“佛”而生，为之痴迷，愿为之倾尽生命的坚定执著的信使，是一名地道的全身心投入的“浮屠”。

　　柳宗元的赠诗答诗，一般都是写给好友亲朋的。像此诗这样写给既非亲故、又无深交的一般僧侣，是少之又少。这就反映出诗人对老和尚的敬慕以及贬谪生活的孤独寂寞之情。此诗不仅表现了诗人对长老的敬仰与羡慕，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当时旧痛欲罢不能的心境。

参考资料：

1、 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0-203

凿崖泄奔湍，古称神禹迹。
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
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
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
贻之道门归，了此物我情。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折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参考资料：

1、 李文初，陈海烈选注．历代理诗精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05：第133页2、 《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385页3、 姜剑云著．禅诗百首：中华书局，2008.10：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