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洞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河山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

参考资料：

　　《代父送人之新安》设色艳丽，如同画卷，颇有女性的特点。全诗用二幅画面组成。前二句一幅，为告别图，后一句一幅，为江上行舟图。

　　首句写渡口亭畔，杨柳依依，借物寓情，惜别之心曲不言自明。“碧”字透出光泽感，如画面上的亮色。第二句写友人就要登舟出发了。“酒半酣”一扫离别即愁苦的旧套，陶然、微醺是“酒半酣”带给人的一种佳妙的境界，且于东风吹拂之下更是透露出一种欢快气氛。树下站立着行者与送者，正在作最后的告别，彼此酒已半酣。著“东风”二字，关照上句的柳条，又由此似乎看到人物的衣带轻飏，衬托出酒后陶然之态。作者省略前后内容，单取一个视觉形象，同上句可以配成完整画面。

　　第三句已转入舟行江上。描写落花，暗借上句“东风”二字，呈现飞舞之态。“万点落花舟一叶”，“万点落花”与“一叶舟”相衬托。似乎是漫天春色，环绕行人，这实在是一个画面的描摹，色彩斑斓，春意无限。尾句“载将春色过江南”，诗人借助想象，行舟江南，一路飞花．无限春色可以一直伴送着父亲的友人，同时也是对行人的美好祝愿。此句利用诗歌表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长处，将眼前景象，无限延展，使诗中情味更浓。同时亦有祈祷行人一路平安欢乐的意思。

　　全诗三组景象，并非平行排列，而是立体展示，极富层次感。在这几个层次中，景物、事态、情感交错复叠，直扑读者，显示出绝句独有的词显意深、语近情遥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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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是《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出乐和》中，浪子燕青在李师师处为宋徽宗皇帝所唱的一词作。

　　这首词的上片五句，描述的是一位远离家乡，天涯飘泊、沦落风尘的女子。她自从离开家以后，便从此与家里的亲戚友人断了联系，这种种的相思涌上心头令人伤心肠断。因为春天逝去而伤感，看见花而凋谢不禁落泪。又过了一个春天，她越发的显得憔悴瘦损了。

　　词下片五句，同样也是描述了一位女子。她所遇到的又是一个负心的郎君，轻易地就将她抛弃，给她留下的是无穷、无尽的悔恨，后悔当初不该与他相识相爱。“好梦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啼晓”，结句曲折含蓄，余韵悠长。

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
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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