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杂咏·壶中日月

　　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咏七夕佳期的作品。作者一反以往七夕诗词的伤感情调，把天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和人间李隆基杨玉环马嵬死别的动人故事，演绎、融汇为一个纯情浪漫、晶莹剔透的意境，抒发了对纯真爱情的美好祝愿和热烈向往。全词语言通俗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情调闲雅欢娱，给人以充分的艺术享受。

　　上片着重写天上，开篇以细致轻便的笔调描绘出七夕清爽宜人的氛围，诱人进入浪漫的遐想界。首韵“炎光谢”，说明炎夏暑热已退，一开头即点出秋令。“炎光”谓骄阳，代指夏暑。先说初秋，再从入暮写起，导入七夕：阵黄昏过雨，轻洒芳尘，预示晚上将是气候宜人和夜空清朗了。“乍露冷风清庭户爽”，由气候带出场景。“庭户”是七夕乞巧的活动场所。古时人们于七夕佳期，往往庭前观望天上牛郎织女的相会。接下来一句“天如水、玉钩遥挂”意思是说：秋高气爽，碧天如水，一弯上弦新月，出现远远的天空，为牛郎织女的赴约创造了最适宜的条件。“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想象织女嗟叹久与丈夫分离，将赴佳期时心情急切，于是乘驾快速的风轮飞渡银河。织女本为星名，故称“星娥”。“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表现了人们盼望天上牛郎织女幸福地相会。他们凝视高远的夜空，缕缕彩云飘过银河，而银河耿耿发亮，牛郎织女终于欢聚，了却一年的相思之债。上片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从景物描写到幻想神游的推移中，寄寓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的美好遐想。的场面，也无热闹浓烈的气氛，各家于庭户乞巧望月，显得闲静幽雅。这种闲雅的情趣之中自有很不寻常的深意。词人强调“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提醒人们珍惜佳期，从中足见柳永对七夕的特殊重视，反映了宋人的民俗观念。以下数句着重写民间七夕的活动，首先是乞巧。据古代岁时杂书和宋人笔记，所谓乞巧，是以特制的扁形七孔针和彩线，望月穿针，向织女乞取巧艺。这是妇女们的事。“楼上女”是说此女本居于楼上，穿针乞巧时才来到庭中的。所以接着说：“抬粉面”，加以“云鬟相亚”，写姑娘们虔诚地手执金针，仰望夜空，乌云般美丽的发鬟都向后低垂。“亚”通压，谓低垂之状。此句写得形神兼备，廖廖数语，姑娘们追求巧艺的热切与虔诚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接下来的一句：“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写七夕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这既是词人浪漫的想象，也是历史的真实。自唐明皇与杨妃初次相见，“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长恨歌传》），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也就传为情史佳话。唐宋时男女选择七夕定情，交换信物，夜半私语，可能也是民俗之一。作者将七夕民俗的望月穿针与定情私语绾合一起，毫无痕迹，充分表现了节序的特定内容。词的上片主要写天上的情景，下片则主要写人间的情景；结尾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既总结全词，又点明主题。它表达了词人对普天下有情人的美好祝愿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展示了作者热诚而广阔的胸怀。

　　这首词，写天上是为了衬托人间，用典故是为了映衬现实，落脚点是人间的欢乐和世俗的幸福。作者把“天街夜色凉如水”的意象世界与“钿合金钗私语处”的心灵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描绘了一幅欢乐、祥和、幸福而又温馨的七夕夜色图，发出了珍惜良宵、莫负美景的呼唤。这呼唤，久远地回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

参考资料：

三月晦，送春有集，坐中偶书。

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
插花还起舞，管领风光处。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

　　这首春词是用少女眼光中的暮春景象展现她蹙眉惜春的心态。欧阳炯的《三字令》“春欲尽，日迟迟”一首，从春尽人不归的艺术角度，运笔随意而着重于刻画佳人的无限相思。至于抒发青春难驻，临老伤春的感觉，张先的《天仙子》具有代表性。上片云：“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青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这种时光易逝的送春感触，写得神韵高妙，但词人流露出的情绪却是深沉和忧愁的，有着无穷的感伤。张元干这首词的艺术构思与上两首不同，情调旷达酒脱，可谓别具一格。

　　首先从词的组织结构来看，词人没有采用上景下情的框架，而紧扣送春留春的主旨，直抒情怀，一气呵成。起句“春来春去催人老”，即写出了作者对春去的内心感应。春来春去，时光匆匆易逝。这对于垂老之人，最容易引起心情的翻腾。张先词的“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所流露的是一种人事纷繁、朱颜易改的感伤情调。这首词中所承接的是“老夫争肯输年少”。词人虽然已是“老夫”，但是心中没有悲感，还具有年青人的活力。正是这种不服老的自在洒脱的襟怀，才能生发出插花起舞、把酒留春的势态，使上下片一气呵成。

　　其次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张元干晚年遭逢厄运，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是壮志依存。诗人投闲的二十余年，并未忘掉中原遗恨，但又是抱着“心存自在天，脚踏安乐地”的旷达情怀。

　　词中所写“坐中偶书”的感受，似是信手拈来，实是胸襟情怀的真实流露。值得提出的是“醉后少年狂”一句，是借用苏轼《江城子》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趣。而“管领风光处”则是化用白居易《早春晚归》“金谷风光依旧在，无人管领石家春”的诗意。此处与“插花还起舞”相连接，充分体现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旷达乐观的风貌。这首词中性灵的流露，具有一种真实、自然之美。

　　这首自抒情怀的词作，语言朴质自然，明白晓畅。“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语意显露，造句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又不落前人窠臼。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倾吐，既是时光与生命相撞击产生的火花，又疑聚着词人“坐中”瞬间的真实感受，因而富有自然的风韵。

参考资料：

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以汉代横吹曲中的《梅花落》照应咏梅的命题，让人联想到园中的梅花，好像一声笛曲，催绽万树梅花，带来春天的消息。然“梅心惊破”一语更奇，不仅说明词人语言的运用上有所发展，而且显示出她感情上曾被激起一刹那的波澜，然而意思很含蓄。闻笛怀人，因梅思春，她词中是不止一次用过。这是一歇拍，词从这一句开始自然地过渡到下片，上片主要写自己的凄冷孤苦，下片则着重写对爱侣赵明诚的思念。

　　下阕正面抒写悼亡之情，词境由晴而雨，跌宕之中意脉相续。“小风”句，将外境与内境融为一体。门外细雨潇潇，下个不停；门内伊人枯坐，泪下千行。以雨催泪，以雨衬泪，写感情的变化，层次鲜明，步步开掘，愈写愈深刻；但为什么“无佳思”，为什么“情怀如水”和泪下千行，却没有言明。直至“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才点明怀念丈夫的主旨。“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这里的“吹箫人”是说箫史，比拟赵明诚。明诚既逝，人去楼空，纵有梅花好景，又有谁与她倚阑同赏呢？词人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

　　结尾三句化用陆凯赠梅与范晔的故事，表达了深重的哀思。陆凯当年思念远长安的友人范晔，曾折下梅花赋诗以赠。可是词人今天折下梅花，找遍人间天上，四处茫茫，没有一人可供寄赠。其中“人间天上”一语，写尽了寻觅苦：“没个人堪寄”，写尽了怅然若失之伤。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却缭绕不绝。

　　这首词妙在化用典故，婉若已出；咏梅悼亡，浑然一体；口语入词，以俗写雅，独树一枝。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