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算子·千古一灵根

　　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天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天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天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蓼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天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蓼”，指生于水边的红色蓼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蓼映风蒲。”而词中的“红蓼”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蓼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天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

参考资料：

　　这首词是一篇叙事言情之作。是在记叙一次与恋人携手游湖的真实经历，同时刻画了一个感情生活异常愉快的少女形象。

　　词的一开头道出了游湖的时间，是夏日的清晨，如烟一般朦胧的雾气和晶莹剔透的露球将消未消之时，作者用了一个“恼”字，一个“撩”字，便为“留我须臾住”找到了理由，呆了一会儿，才携手走上满开荷花的湖堤。一霎时工夫黄梅细雨下起来了。这种情景在江南的五六月间黄梅成熟季节是常见的景象，这时游湖。烟雨茫茫，格外增添一份朦胧的情趣。

　　词的下片是写躲避细雨和作者当时的心态。“娇痴不怕人猜”转得好，朱淑真自是朱淑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和衣睡倒人怀”六字，原作“随群暂遣愁怀”，是根据四印斋本校改的，因为上片有“留我须爽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上句又有“娇痴不怕人猜”故改作“和衣睡倒人怀’’才相应，如果是“随群暂遣愁怀”便不好解释了。在黄梅雨降下之时，他们或许是躲避在树荫下，她的娇憨之态不怕别人猜度，干脆不解衣服睡倒在他的怀抱里。最令人难忘的是分手时的情景，待她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不想急忙去靠近梳妆台看自己的模样。真是千情百态，描绘尽致，沈际飞《批点草堂诗余四集》续集卷上选收此词时，将其与《地驱乐歌》相比较，那是一首刻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民歌：“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这是一位较为成熟的女性形象，不比此词所写两小无猜更有趣味。

　　通过对此词的欣赏，似乎更加理解作者婚后之孤独生活带给她的苦闷，对她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折磨，难怪她“独对孤灯恨气高”（《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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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弱冠之年，随牒江东漕闱，尝与友人暇日命酒层楼。不惟钟阜、石城之胜，班班在目，而平淮如席，亦横陈樽俎间。既而北历淮山，自齐安溯江泛湖，薄游巴陵，又得登岳阳楼，以尽荆州之伟观。孙刘虎视遗迹依然，山川草木，差强人意。洎回京师，日诣丰乐楼以观西湖。因诵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叹息者久之。酒酣，大书东壁，以写胸中之勃郁。时嘉熙庚子秋季下浣也。

记上层楼，与岳阳楼，酾酒赋诗。望长山远水，荆州形胜，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归来也，对西湖叹息，是梦耶非？
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恨孤山霜重，梅凋老叶；平堤雨急，柳泣残丝。玉垒腾烟，珠淮飞浪，万里腥风送鼓鼙。原夫辈，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锥？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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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生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生，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生，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生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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