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续锁柳沈灯引

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
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鸟独还。
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

　　这是一首行旅诗。

　　“风落日草班班，云薄秋空鸟独还。”描绘出一幅太行山中暮色苍茫的秋景图。“西风”两字，既点明此时太行的季节，又突出作者身临太行山的感受。劲扫落叶的秋风拂面吹来，最易使人想起天地的肃杀而惆怅思归。诗人登临眺望，只见夕阳西坠，或枯黄或残绿的杂草在落晖中阴暗参差，显得色彩错杂斑驳。平视惟有满山遍野的衰草，夹着残光惨淡的落日，一片萧索；仰望天空，暮云逐渐密布了高远的秋空，笼罩了连绵的群山，朦朦胧胧、寂寂寥寥，只有一只回山归巢的鸟儿在孤飞，够凄清的。萧索凄清构成了诗人即景抒情的环境氛围。在这里，归鸟的描写颇有画龙点晴的妙用，鸟的飞动点活了天高云淡的静态画面，使整幅画面有了生气，更是寄托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与前面令人思归的气氛正相呼应。这两句寓情于景，为后两句的抒情作了铺垫。

　　“两鬓霜华千里客”，是作者自述生平。诗人自二十五岁入宦途起，先后出使湖广，招抚川贵，巡按江西，三十三岁时巡抚河南、山西至半百之年，如今自己已经鬓发花白；长年累月地远旅他乡、奔波道路，写此诗时在山西巡抚任上，与家乡钱塘遥隔千里，故自己是千里为客。这一句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的自身形象。客居他乡岁月之久，距离之远，心中愁绪不断。然而，“忧国忘家。计安宗社”的政治家于谦最后一句陡然振起“马蹄又上太行山”。诗人立马太行，雄视千里的英雄形象，感受到了他两鬃霜华却壮心不已，辗转千里却生命不衰的烈士情怀。

　　此诗以简淡的笔触，勾勒出西风落日的深秋，诗人孤身跋涉太行途中的心情。触景兴怀，孤鸟知还，顾盼自身，感从中来，不直写思想感情，也不刻意求工，而粗笔勾画，力求意态自然。它在写法上也颇具一格，看似景与情分写，其实一体连贯，承转自然，形成先抑后扬的感情波澜，读来别有一番顿挫之致。

参考资料：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