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寺谒傅大士

高淡清虚即是家，何须须占好烟霞。
无心于道道自得，有意向人人转赊。
风触好花文锦落，砌横流水玉琴斜。
但令如此还如此，谁羡前程未可涯。　　修道的方法有种种不同，入道的门径亦有种种，然其终归目的都是一个，即得道。而得道在于心与道打成一片，不知有何区别，《维摩诘经》所谓“心净国土净”，《坛经》所谓“直心是道场”。既如此，修心而使之高淡清虚便是，又何须一定在名山胜水中修。诗人贯休以为，在在处处都可修心，他自己也一定是随意地在一个野居之所居处下来，而写成这首小诗。他的随意，也就是无心，而无心即为得道。所谓无心，即将过去的种种知见全部丢掉，还以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这才是得道的境界。有心追求道，也就有了道与人的区别，好比“你”有意地去结交人，别人会对“你”的目的产生怀疑因而疏远“你”。无心于道才是道与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比如风本无心吹，花本无心落，但风吹花落却织成了最美丽的图画；石阶无心斜，溪水无心流，而阶前流水声奏出了最悦耳动听的乐曲。这样一种无心随意的生活，便是最为理想的生活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追求呢。贯休该诗以说理及写景相结合，表现了野居生活中体味的禅道与禅趣。

参考资料：

1、 蒋述卓《禅诗三百首赏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03-104页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回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头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439-441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此诗表现了当时诗人逆境难熬，情绪郁闷状况。前四句，诗人运用大胆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了巫山高入云天、巴水急流滚滚的壮丽景色。“巫山夹青天”，“夹”字用得极其到位，既写出了巫山险峻，遮天蔽日的形势，也包含着诗人喟叹青天的形象。“巴水流若兹”，含有无奈之意。三、四两句，并非说巴水可以行到尽头，而是写出了巴水纡曲，舟行迟迟的情景。“巴水忽可尽”，著一“忽”字，山回水转，尽在眼前；“青天无到时”，既写实又在写情。这两句诗由对客观景物的描写逐渐过渡到诗人的主观抒情，即由景入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交融。

　　诗的后半部分对三、四两句诗意作了进一步阐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明写逆水行船艰难，船行缓慢，实际表达的是诗人的感受和心态。五、六两句既用互文笔法写朝暮赶路，又暗含时间的承续：早起赶路到晚上也没能走多远。“不觉鬓成丝”，写出诗人因船行缓慢而愁白了头，包含着时光难度，逆境难熬的感受。末两句情景交融，既在描写景象，又在抒发感情，从中可体味出诗人悲愁愤懑的心境。诗中连续重复“三朝三暮”，极有船工号子的感觉。古时有歌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最后四句是从这首民间歌谣脱胎而来的。但古歌谣指提到舟行的缓慢，而李白的诗除了说“三暮行太迟”外，还有“不觉鬓成丝”，旅途艰辛和心情忧郁使诗人在不知不觉中鬓发都愁白了。这就把客观叙事和主观抒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含蓄委婉地映衬出诗人当时愁苦的心情。

　　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白诗里《上三峡》相映成趣的是《下江陵》（《早发白帝城》），后者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名篇。《上三峡》写于诗人流放途中，诗中描写巫山险峻，巴水纡曲，舟行迟迟，愁令发白。流放者唯觉逆境难熬，心情愤懑，壮丽风光为之减色。《下江陵》是诗人流放途中忽闻赦书，旋即乘舟东返时写下的，城高入云，晨光初灿，气象开朗，舟行轻快。“一日千里”是诗人心态轻松的主观感受，喜悦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同一位诗人，同一处景致，却气象迥异，正是“融情入景”的鲜明写照。

参考资料：

1、 裴 斐 ．李白诗歌赏析集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261-263 ．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去路劫杀人了。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

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笳鼓 一作：箫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