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船行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二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二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二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随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随园记》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1748年（乾隆十三年），他辞官居园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含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这首词主要描写的是一对夫妇的新婚画面。此词首句即告知主人公已十八岁，尘世行走多年。在这里纳兰运用东方朔的典故。此典故足可说明“十八年”弥足珍贵，也暗示主人公之将结束岁星式生活，“堕”人世间，但这是注定的，也只有叹惋吁惜可慰主人公。另外，主人公之素爱“吹花嚼蕊”，甚至“弄冰弦”，也只孤单一人，所以发出“多情情寄阿谁边”也属正常。

　　下片，写新婚之夜最是动人。头戴紫玉钗的玉人，愈发诱人。说起紫玉钗，又牵扯出一曲故事。据唐蒋叻《霍小玉传》知，此紫玉钗是昔日霍王小女欲戴之饰，值万钱，却不知何故丢失，令人费解，终被做此紫玉钗的老人识得。在这里，无论紫玉钗怎样丢失，又怎样复得，全无关紧要，关键之处是其“值万钱”，何其珍贵，如此珍贵之物配玉人，可见玉人有多尊贵，有多娇媚。最动人之处，在末句“相看好处却无言”，玉人及“我”皆情至深处，可见一斑。

　　纳兰性德这首词，用典较多，是一大特色，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主人公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词中词句工整，第五、六句即是例子。该词上片与下片，情感表达流畅，上片“多情情寄阿谁边”既出，下片即是新婚之夜，中间部分环节虽简略，却刺激读者发挥想象，回味无穷。

　　词人运用语句之突出，令人赞叹。首句“堕”字。表现心理状态，第二句中“弄”也如此。下片“冷”，生动地写出端坐之久。“多情情寄阿谁边”的发问在下片中得到了最好的回答。究竟“十八年”来“堕”世间，是福是祸，怕是很难说清，据“相看好处却无言”可知：怕是福更多。由此可看出，主人公的早熟，对人世间尘世作“堕”的看法，也由玉人的到来而竟“无言”，可谓尘世间事事事难料，更何况短暂人生。

参考资料：

太华垂旒，黄河喷雪，咸秦百二重城。危楼千尺，刁斗静无声。落日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闲凭吊，兴亡满眼，衰草汉诸陵。
泥丸封未得，渔阳鼙鼓，响入华清。早平安烽火，不到西京。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何年月，铲平斥堠，如掌看春耕。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日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参考资料：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舟”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