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徐道晖赵紫芝泛湖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中国一个古老的神话，《诗经·大东》就有了织女与牵牛两星分居银河两旁的叙述。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形成了故事的大致轮廓。以后在《岁华纪丽》、《尔雅翼》及六朝梁殷芸《小说》（《月令广义》引）等书中，关于这个神话的记载渐趋完整。到近代，流传于民间的，更是丰富充实，积极健康，成为脍炙人口的一则古代神话。由于这个神话在诸书中一般是以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只能在一年一度的七夕靠鹊桥相会，终究被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因此历代文人经常借这个神话故事来抒发离愁，陈师道的这首《菩萨蛮·七夕》也并不例外。

　　词的上片写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下片以“离愁千载上”换头，抒发天上“不似人间”的感喟。

　　词的上片写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起句：“东飞乌鹊西飞燕，盈盈一水经年见。”是说平日牛郎织女在天河两侧，不得相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只有到了每年七月七日，才能由乌鹊架桥，在天河相会。“东飞乌鹊西飞燕”，状乌鹊和燕纷纷前来架桥的忙碌场景，这也是让牛郎织女克服“盈盈一水”的阻隔而相会聚首的唯一条件。经年不见，只能隔河对泣；此时相逢，相见自然恨晚。

　　“急雨洗香车，天回河汉斜”，衬托了两人盼望见面的急切心情，也隐含了历经劫难的艰苦历程。香车，泛指古代贵族妇女的专车，梁孝元帝《车名诗》：“佳人坐椒屋，按膝对兰薰，绕砌萦流水，边梁图画云，锦色悬殊众，衣香遥出群。”这里指织女所乘之车。河汉，即天河，《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天津、绛河、明河。”

　　下片以“离愁千载上”换头，抒发天上“不似人间”的感喟。牛郎织女的悲剧，其核心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千载悠悠，离愁绵绵。远隔天一方，“相远长相望”，这是何等的憾事。但是，“相远”犹能“长相望”，“人间”却“回头万里山”，连“长相望”亦不得，这种“终不似”就显得越加沉痛了。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回头万里山”，对坎坷不平的人间，一种夹杂着钦羡和惆怅的复杂心情不免油然而生。据《宋史》载，陈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平时常“终日不炊”，死后由友人“买棺敛之”。这首词作，作者恐怕也有借天上的牛郎织女的悲剧来衬写人间无数悲剧的意思。

　　此词是为辛弃疾《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而作的和词。辛弃疾原词主旨是借吴越之争题，发心中愤概，论人间沧桑，议南宋“被西风”“变灭”形势，也流露出辛弃疾当时对朝庭的不满和难以改变现实时悲凉情绪。

　　姜夔这首词是就西施之事展开，开篇就是一句：一顾倾吴。把美人计的主角西施一顾，致使吴国倾覆事实点破，接着说此人如今不见了，只留眼前生养西施的鉴湖水面上的烟雾。姜夔就此发表议论：吴越之争，犹如一场下棋游戏，把你死我活的战场说成是游戏，这是姜夔为下文埋下伏笔。游戏并非天意，而是人为。文种大夫被杀，岂是功带来的罪。可笑人世间，千年不过是顷刻之间变化。姜夔此刻笔端一转，说我好似游戏疲倦了，夜中泛一舟图个清闲，然而耳边觉得有人呼我。世间就是这样，逝者已逝去，活者就有责任活。无法清闲下来，责任使然。姜夔用“水鸟相呼”喻世间不平静，有责任的人不能平静。“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即是对前面的总结，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词下片开始仍借古迹述事，进一步宣发议论与感慨。接着又是一笔“笑”字，可这笑无法笑出来，是苦笑，笑得很不痛快。仔细想来，吴越之争当然不是一场游戏。虽然这时辛大将军热情招待词人，派小丛为了解除他的忧伤给他唱歌，并请来山林之中的松风伴奏，有美妙的乐曲，这应是人生快事。按说辛这么高的规格接待姜，应该是姜高兴的事，可是姜夔就是高兴不起来。姜夔千里迢迢从杭州赶来绍兴，不为听音乐，那为什么而来呢？姜夔此词的收拍点明心中所期盼的大事。“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鸟。”这是说：我姜夔活在世间都有水鸟相呼，你辛大将军责任重大，用音乐、美味招待我并非我所愿，我姜夔所期盼的是希望你辛大将军领军北伐，我在黑夜里等待你带来大宋朝的黎明时刻，让我听到城头百鸟争鸣。

　　辛弃疾原词以吴越之争论人间冷暖，世间沧桑，云雨变化在倾刻，称赞范蠡与西施隐居的生活快乐，冷观吴越霸业的消亡，仍有归隐思想。姜夔的词紧贴吴越之争典故，点明西施起到了“一顾倾吴”的作用，历史人物不在，故事存留，活着的人要有责任。姜夔以自己还有“水鸟相呼”，责任在身，力劝辛弃疾要为国家做事，特别是此和词的收拍，让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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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开头第一句就写出“酒浇胸次不能平”，这是借三国魏阮籍的故事说明黄斌老画竹是有所谓而作，是在“酒浇胸次不能平”的心情下画的，同时又是诗人以此自道。当时政局为章惇、蔡京搅乱，黄庭坚和黄斌老二人都很不满。画家本来就有“喜画兰、怒画竹”的说法，因此这句诗既表达了斌老，同时也表达了黄庭坚自己的郁愤不满的心情。

　　“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下得极好，说明这幅横竹画创作动机非凡，是把“胸次不能平”的心中块垒呕心沥血地吐出来，所以才画得如此头角峥嵘，不同凡响。它在凛冽的岁暮也是高昂挺拔的；它像卧龙一样硬朗，在风雷之下硬着腰身，不为它所惊，不为它所屈。这正象征了他们两人都能顶受住当时的政治旋风，忠于自己的理想。第四句“公与此君俱忘形”，是解释上句“卧龙偃蹇雷不惊”的，竹之所以能不为风雷所惊，是因为斌老画竹时把自己的品格、精神全都灌注渗透在他所画的竹上，与竹融化为一。人有高尚的品格，才画得出高尚的画，这和作诗一样，“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见徐增《而庵诗话》）。因此这句诗也是双关，既歌颂了斌老艺术胸襟的阔大，也透露出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他的人品，竹不为雷霆所惊，正如他们处变不惊。下面两句是叙斌老作画的情景，石松即石砚，在明朗的窗下，斌老用兔毫笔饱蘸松烟墨，画出了这幅优雅的横竹图，除画了横竹之外，还画了几块石头，让竹子盘根于其上，像这样处理，是考虑到竹子像龙一样夭矫、灵气，如果没有几块石头，把这些像龙一样夭矫的竹子蟠曲起来，它会像张僧繇画的龙一样，有朝一日把眼点了，就会乘雷霆破壁飞去。这样便歌颂了斌老画技的高超。古人多以龙比况竹子，这是用了费长房的故事，见《神仙传·壶公》，壶公以竹杖使费长房骑之到家，后弃于山坡上，竹杖化为青龙。章惇诗：“种竹期龙至，栽桐待凤来。”黄庭坚咏竹多爱用此典故，如《从斌老乞苦笋》：“南园苦笋味胜肉，箨龙称冤莫采录。”《和师厚栽竹》：“葛化龙陂去，风吹阿阁鸣。”用卧龙去描写横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首诗是古体诗，前四句用庚韵和青韵，平声；后四句用御韵和遇韵，仄韵；平仄交替，增强了诗的音节美。黄庭坚的诗以炼句著名，像“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卧龙偃蹇雷不惊”的“偃”字，“晴窗影落石泓处”的“落”字，“松煤浅染饱霜兔”的“饱”字，“中安三石使屈蟠”的“屈”字，都下得异常突兀，使人读起来有挺拔瘦劲之感，末尾说三石屈蟠，怕横竹飞去，尤为隽永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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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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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抒写诗人自己空怀武艺韬略却投闲置散，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心情，跃现出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感情充沛，语出自肺腑，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对仗工整自然，用典贴切。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从青年时期写起，颇有一种自豪感，曹翰说他自己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好学上进，孜孜不倦，研读《六韬》，精通兵法，一心从军为国建立战功。由于懂得军事，深知战略，故能使自己的英名与当时的一些俊杰列在一起这里的“常得”二字，写出了自信、自慰自豪的心情。此联起得自然、平实，为后面的铺叙、议论先开个好头。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承前而升华，是传诵一时的名联，这两句被写入《宋史·曹翰传》，曾受到宋太宗的赞赏。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对仗工整精妙，浑然天成，更在于它形象地概括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深含感慨。在国难当头之际，他顶盔贯甲，驰骋沙场，英勇对敌；当国泰民安的时候，尽管官俸不高，生活贫困，但也舍不得卖掉伴随自己杀敌立功的宝刀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说，在战时需要武器，在和平时也不能丢掉武器，有备无患，以防万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对不卖宝刀加以深化，写眼下自身状况，论武艺，自己虽然步入晚年，但身体依然强健，臂力过人，刀马娴熟，尚觉铁弓弓力太软，不足以用论韬略，自己深通阵法，胸藏兵机，善于攻防。据《宋史·本传》所载，曹翰几次率兵征讨，多获胜利，立了不少战功。可见这一联所写并非夸大之辞，基本上符合他的自身实际，体现了一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当年的老将廉颇、马援有些相似。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以委婉之辞，倾诉心曲，怨而不怒。曹翰所历三朝，为一代名将在这金风萧瑟，“沙场秋点兵”的时刻里，作者不能身赴边陲，征讨对敌，而在宫中参加内宴，只能低头看自己旧战袍上的“盘花”，所以产生惭愧之感。这里的羞”字用得很准确，它生动地表现了将军本色和老人的拳拳爱国之情，太宗为之“恻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此诗塑造了一位渴望为国建立新功的老将形象；同时亦反映出宋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猜忌武将、重文抑武的真实情况。全诗语出肺腑、感情充沛，笔力雄健，风格豪迈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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