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相绝秦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吕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吕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吕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吕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吕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吕君，寡吕襄公，迭吕肴地，奸绝吕好，伐吕保城。殄灭吕费滑，散离吕兄弟，挠乱吕同盟，倾覆吕国家。吕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吕。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吕。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吕之自出，又欲阙翦吕公室，倾覆吕社稷，帅吕蝥贼，以来荡摇吕边疆，吕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翦吕羁马，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吕好也。

　　“及君之嗣也，吕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吕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吕河县，焚吕箕、郜，芟夷吕农功，虔刘吕边垂，吕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吕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吕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吕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吕。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吕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吕：“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吕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吕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吕，再用楚人告吕，引告吕。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吕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吕公室”，“摇荡吕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吕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吕河曲，伐吕涑川、俘吕王官、剪吕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吕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吕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吕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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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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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里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此篇之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分歧主要源于对“驺虞”一词的理解。坚持“诗教”的学者们视驺虞为仁兽，认为此诗是描写春蒐之礼的，人们驱除害兽，但又猎不尽杀，推仁政及于禽兽，但是将驺虞解释为兽名最大的缺点是与诗意不能贯通。有人说，“驺虞”是一种义兽，它不食活物，只食死物，有着慈悲心怀；还有人说，诗中的“驺虞”所指并非义兽，而是管鸟兽的官职，指代专门管鸟兽的官吏。《鲁诗》就已将“驺”释为天子之囿，将“虞”释为司兽之官，今人鲍昌《释〈驺虞〉》一文，解“驺”为饲养牲畜的人，解“虞”为披着虎皮大声呼叫的人，将驺虞合训为猎人。

　　全诗两章，每章三句，第一章首句“彼茁者葭”，“葭”是初生的芦苇，长势甚好，故用“茁”来形容。用“茁”还有一个好处，一下子就把蓬勃向上的气息散发出来了。此句点明了田猎的背景，当春和日丽之时。风煦润物，花木秀出，母猪藏匿在郁郁葱葱的芦苇之中，极为隐秘，猎人却能够“壹发五豝”，所获不菲。第二章首句“彼茁者蓬”，“蓬”指蓬蒿，草本植物。在这里，芦苇也好，蓬蒿也好，都不是什么主角，只是用来点缀鲜花的绿叶。此句指出行猎是在蓬蒿遍生的原野，天高云淡，草浅兽肥，虽然猎物小猪不易被发觉，但猎人仍然能够“壹发五豵”，轻松从容。打猎的地点、背景在变，但猎人的收获同样丰厚，足见其射技之高超。作者截取了行猎过程中的两个场景，简笔淡墨，勾勒出猎人弯弓搭箭、射中猎物的生动画面，可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关于“壹发五豝”与“壹发五豵”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壹发”是指射出一支箭；有人说“壹”不是确数，“壹发”只是泛指射箭的动作；有人说“壹”是指一打，即十二，“壹发”是指射出十二支箭；还有人说这其实指的是一次驱车狩猎的行为。“豝”可能是公猪也可能是母猪，“豵”是指小猪。其实是雄是雌，是大是小关系都不大，因为这里主要想说明猎物之多，以引出末尾的感叹句：“于嗟乎驺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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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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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用现今的话说，宋玉的群带关系大概是糟透了。不仅是同僚中伤他，非议他，没少给他打小报告，就连“士民众庶”都不大说他的好话了，致使楚襄王亲自过问，可见其严重性。面对楚襄王的责问，宋玉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然而整篇应对之词，却又没有一句直接为自己申辩的话，而是引譬设喻，借喻晓理。分别以音乐、动物、圣人为喻作比。先以曲与和作比照，说明曲高和寡；继以凤与鷃、鲲与鲵相提并论，对世俗再投轻蔑一瞥；最后以圣人与世俗之民对比，说明事理。总之，把雅与俗对立起来，标榜自己的绝凡超俗，卓尔不群，其所作所为不为芸芸众生所理解，不足为怪。“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既是对诽谤者的有力回击，也表现了自己孤傲清高的情怀。

　　宋玉的形象，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除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文人或未爬上高位的奴才文人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宋玉的性格特征。他们才高而命薄，正直而软弱，对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十分敏感，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大都想入仕，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但“世”是俗的，是小人的天堂，因此，他们常常在仕途上失意潦倒，最后只落个自命不凡，自命清高，怀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和愤慨而孤芳自赏。这一性格特征演化至现代，便形成所谓的“小资”情调。

　　宋玉与屈原，都具有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区别仅在于性格的刚毅与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