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父母祠

　　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参考资料：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路出大梁城，关河开晓晴。”开始这两句点明他从大梁走出来，经过一些关山，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来烈了黄河边上。接着便写渡黄，河所看到的壮美景象，“日翻龙窟动，风扫雁沙平。”上承“晓晴”，太阳从东方升起，远射天汉，云蒸霞蔚，光采绚丽；阵阵暖人的晨风，把落雁平沙吹拂得那样平整熨贴。上句写天空，大河的上空阳光放出异彩；下句写河滩，晨风阵阵轻柔拂面。“翻”和“扫”两个动词用得准确、传神，两句相对，构成了一个浓淡相生、动静适宜的意境。

　　“倚剑嗟身事，张帆快旅情。茫茫不知处，空外樟歌声。”触景生情，四句写自己在渡黄河时发出的感慨。谢榛为人正直，又重友情，在旅游京师时以诗交友，曾居“后七子”的盟长。后来由于和李攀龙论诗意见不合，竟借口谢为“布衣”被排斥在“七子”之外，甚至受到人身攻击，这对于谢榛来说，心中肯定是有不平的，一个“嗟”字道出了他被弃置后的悲凉。现在已在渡河，晨风习习，帆张船疾，旅途的快乐使他忘却了一腔不快，心中抑郁为之一扫。诗人站在船头上，广阔的天际，滔滔巨流，四顾茫茫，几乎不觉身在何处，在虚空渺远的地方，还传来一阵阵船夫的号子声和歌声。这是劳动的欢乐，抑为痛苦的呻吟。它能激起诗人共鸣的原因诗中并没有明说，但联系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遭遇，其心境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对于黄河壮美景色的赞叹，也有内心郁闷的抒发。

　　这首诗风格规模杜甫，句法格律，森严井然。尾联拓开，以一片空灵虚幻的景色寄意属情，如同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样，不言而言之，富有哲理，给人以深广的想象境地。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