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石侍御山庄

　　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喜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参考资料：

遥夜泛清瑟，西风生翠萝。
残萤委玉露，早雁拂银河。
高树晓还密，远山晴更多。
淮南一叶下，自觉老烟波。

一叶下前墀，淮南人已悲。
蹉跎青汉望，迢递白云期。
老信相如渴，贫忧曼倩饥。
生公与园吏，何处是吾师?

蓟北雁犹远，淮南人已悲。
残桃间堕井，新菊亦侵篱。
书剑岂相误，琴樽聊自持。
西斋风雨夜，更有咏贫诗。

　　其一

　　《早秋》第一首的前六句，都是写早秋的景物。起句先从秋夜写起，在漫长的秋夜中，漂浮着一种清冷的气息。西风已经从翠绿的草地上兴起。

　　这两句诗，由感觉到视觉，由静而动，非常自然，而且寓情于景。表面看似乎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但如果我们联系宋玉《楚辞·九辩》中的“靓青秋之遥夜兮，心缭惋而有哀”句意，便不难理解诗人主观意识的作用。

　　这正如克罗齐在《美学)中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三、四句，作者选取残萤栖身于晶莹的露珠上，早飞的大雁拂过银河，这两个典型景象一动一静，一俯一仰，一远一近，互相对照，相映成趣，很自然地将时间由夜晚推到了黎明。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拂晓来到，所看到的景物也更加清晰。五、六句写了高大的树木，显得更加茂密，远处的山岭，由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看得更真切，显得也像更多了。以上六句诗，不仅时间顺序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所选的景物，也都具有早秋特定时间里的典型物色，使我们有如看到一幅幅早秋的联环画。而诗中凄清，萧瑟的景物，又隐隐透露出诗人无奈的孤寂之情。

　　结尾二句是诗的点睛之笔。从淮南一片树叶的落下，而引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为自己要终老于雾霭苍茫的江边而哀伤。人们常说“一叶知秋”一片落叶不仅可以预示秋天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作者的身世飘零，身不由己及仕途无路的感慨。作者从落叶联想到自己的终身将终老江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哀痛之情不言而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前面凄清景物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感情抒发作铺垫。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还为第二首诗预留了表现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二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三、四两句作了解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仕途渺茫，高官显爵已经没有希望了，而要想归隐成仙又可望而不可及。可见，一种对未来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始终困扰着作者。而这种感慨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魏晋时期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曾发出“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感慨；唐代的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甚至要大声呐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世路艰难，对未来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这种情绪自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五、六句，引古人以自况，到了老年才理解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贫病交加的艰难，穷困时更加体会到东方朔的苦辛。作者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古代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的坎坷遭遇，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打击的现实。诗的最后从古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以反诘的语气作结。生公虽能令顽石点头，庄周虽能抛却尘世追求逍遥游，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师法榜样呢?

　　这是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卜，表现出对目己禾采雨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要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正是作者“悲”的缘由。

　　其三

　　第三首，开头两句，又以“悲”字领起。虽然蓟北南归的大雁离这里还很远，但身在淮南的作者，却已经感到悲伤。这里景情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和不协调，使人感到作者的“悲”好像是毫无来由。但接读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尽管雁犹远，但秋天的脚步却还是毫不客气地临近了。

　　三、四句景物描写，剩余的桃子间或掉到井里，秋天新开的菊花已渐渐地接近了篱笆。这里作者通过静中有动，以动衬静的表现方法，把环境写得非常空灵，寂静，正好衬托出作者孤寂无奈的心情。

　　秋天的来临，标志一年又将结束，而自己却仍然是仕途无望，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是读书习剑两相耽误，如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中所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吗?思来想去，也难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最后只好暂且以琴和酒，聊以消遣自持，并且在西书房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写下了咏贫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类乎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旷达态度，从而结束了全篇。

参考资料：

　　首句写景，并列三个意象（孤舟、微月、枫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有借月光写客愁的传统。而江上见月，月光与水光交辉，更易牵惹客子的愁情。王昌龄似乎特别偏爱这样的情景：“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行到荆门向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等等，都将客愁与江月联在一起。而“孤舟微月”也是写的这种意境，“愁”字未明点，是见于言外的。“枫林”暗示了秋天，也与客愁有关。这种阔叶树生在江边，遇风发出一片肃杀之声（“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真叫人感到“青枫浦上不胜愁”呢。“孤舟微月对枫林”，集中秋江晚来三种景物，就构成极凄清的意境（这种手法，后来在元人马致远《天净沙》中有最尽致的发挥），上面的描写为筝曲的演奏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此情此境，只有音乐能排遣异乡异客的愁怀了。弹筝者于此也就暗中登场。“分付”同“与”字照应，意味着奏出的筝曲与迁客心境相印。“水调子”本来哀切，此时又融入流落江湖的乐人（“流人”）的主观感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迁谪者内心的共鸣。这里的“分付”和“与”，下字皆灵活，它们既含演奏弹拨之意，其意味又决非演奏弹拨一类实在的词语所能传达于万一的。它们的作用，已将景色、筝乐与听者心境紧紧钩连，使之融成一境。“分付”双声，“鸣筝”叠韵，使诗句铿锵上口，富于乐感。诗句之妙，恰如钟惺所说：“‘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所谓“解不出”。乃是说它可意会而难言传，不象实在的词语那样易得确解。

　　次句刚写入筝曲，三句却提到“岭色”，似乎又转到景上。其实，这里与首句写景性质不同，可说仍是写“鸣筝”的继续。也许晚间真的飞了一阵雨，使岭色处于有无之中。也许只不过是“微月”如水的清光造成的幻景，层层山岭好象迷蒙在雾雨之中。无论是哪种境况，对迁客的情感都有陪衬烘托的作用。此外，更大的可能是奇妙的音乐造成了这样一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感觉。“千重万重雨”不仅写岭色，也兼形筝声（犹如“大弦嘈嘈如急雨”）；不仅是视觉形象，也是音乐形象。“千重”、“万重”的复叠，给人以乐音繁促的暗示，对弹筝“流人”的复杂心绪也是一种暗示。在写“鸣筝”之后，这样将“岭色”与“千重万重雨”并置一句中，省去任何叙写、关联词语，造成诗句多义性，含蕴丰富，打通了视听感觉，令人低回不已。

　　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了。但听者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里不说泪下之多，而换言“泪痕深”，造语形象新鲜。“收与”、“分付与”用字同妙，它使三句的“雨”与此句的“泪”搭成譬喻关系。似言听筝者的泪乃是筝弦收集岭上之雨化成，无怪乎其多了。这想象新颖独特，发人妙思。此诗从句法、音韵到通感的运用，颇具特色，而且都服务于意境的创造，浑融含蓄，而非刻露，《诗薮》称之为“连城之璧，不以追琢减称”，可谓知言。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