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绵州于中丞登越王楼作

　　此篇作于永州（治今湖南永州）。作者所写的著名散文《永州八记》。于寄情山水的同时，略寓政治失意的孤愤。同样的意味，在他的山水小诗中也是存在的。而在艺术上，此诗尤为后人注目。宋苏东坡赞叹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奇趣”二字，的确抓住了此诗的艺术特色。此篇入选于《唐诗三百首》。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开头两句是说，渔翁晚上靠着西山歇宿，早上汲取清澈的湘水，以楚竹为柴做饭。首句就题从“夜”写起。首句的“西岩”即指《始得西山宴游记》的西山。首句还很平常；可第二句写到拂晓时就奇了。本来早起打水生火，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寻常事。但“汲清湘”而“燃楚竹”，造语新奇，为读者所未闻。事实不过汲湘江之水，以枯竹为薪而已。不说汲“水”燃“竹”，而用“清湘”、“楚竹”借代，诗句的意蕴也就不一样了。犹如“炊金馔玉”给人侈靡的感觉一样。“汲清湘”而“燃楚竹”则有超凡绝俗的感觉，似乎象征着诗中人孤高的品格。可见造语“反常”能表现一种特殊情趣，也就是所谓“合道”。这两句写尽拂晓，读者从汲水的声响与燃竹的火光知道西岩下有一渔翁在。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两句是说，太阳出来云雾散尽不见人影，摇橹的声音从碧绿的山水中传出。三、四句方写道“烟销日出”。按理此时人物该与读者见面，可是反而“不见人”，这也“反常”。然而随“烟销日出”，绿水青山顿现原貌。忽闻橹桨“欸乃一声”，原来人虽不见，却在山水之中。这又“合道”。这里的造语也是奇特：“烟销日出”与“山水绿”互为因果，与“不见人”则无干，“山水绿”与“欸乃一声”更不相干。但熟味这两句，“烟销日出不见人”能够传达出一种惊异感；而与青山绿水中间闻橹桨欸乃之声尤为悦耳怡情，山水也似乎为之绿得更可爱了。作者通过这样的奇趣，写出了一个清寥得有几分神秘的境界，隐隐传达出他那既孤高又不免寂寞的心境。所以又不是为奇趣而奇趣。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在这首诗中，那个在山青水绿之处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则含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主人公独来独往，突显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绪，“不见人”、“回看天际”等语，又都流露出几分孤寂的情怀。

　　这首诗和《江雪》一样，都是寄托诗人自己的心情意趣的，不过《江雪》写的是静态，此诗却是一句一个场景，连续转换，流畅活泼，生动之至。两首诗一静一动，珠联璧合，完美无缺的把诗人所向往的那种遗世独立、回归自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境界表现出来。应该可算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两篇杰作。

参考资料：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
谓谁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去（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
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
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其一简析

　　此诗上两句是在写杨柳之美，下两句是借杨柳为何不展身姿是因为被狂风折断了枝条来指代诗人自己的不得志。诗人虽不在朝廷，但是时时关心国计民生。自己像那不能舒展身姿的杨柳一样，是因为被社会的现实击打得无法去拯救苍生，自己为官不得重用，壮志难酬啊。

其二简析

　　组诗第一首总述客愁恼春，这第二首便承接第一首而来，借埋怨春风欺花来发牢骚。前两句说桃李有主，而且是在自家的花园之中，“非”、“还”二字加强语气，强调感情色彩。后两句说，春色催花，已是“深造次”，而春风竟又来欺凌，一夜之间居然吹折数枝鲜花！“恰似”即“正是”。“得”，是唐人口语，语助词。诗人寓情于景，造成情与景的对立气氛。在诗人眼中，春风折花，便是有意欺主。在诗人笔下，春风与桃李都人格化了。明明是诗人恼春，却写成春风欺人。

其三赏析

　　这首诗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首句说茅斋的极度低矮狭窄，“熟知”，乃就燕子言。连江上的燕子都非常熟悉这茅斋的低小，大概是更宜于筑巢吧！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要引起主人的烦恼。三、四两句就细致地描写了燕子在层内的活动：筑巢衔泥点污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诗人以明白如话的口语，作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了。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明代王嗣《杜臆》就此诗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还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的感慨。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这首诗也是善于景中含情的一例。全诗俱从茅斋江燕着笔，三、四两句更是描写燕子动作的景语，就在这“点污琴书”、“打着人”的精细描写中，包蕴着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扰和心绪不宁的神情，体物缘情，神物妙合。“不可人意”的心情，诗句中虽不著一字，却全都在景物描绘中表现出来了。全诗富有韵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景中含情。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打着人”等活动。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的可爱之态，又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在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

　　这首诗的主旨也可以理解为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描写，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

其五简析

　　这组绝句写在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即代宗上元二年（761）。题作“漫兴”，有兴之所到随手写出之意。不求写尽，不求写全，也不是同一时成之。从九首诗的内容看，当为由春至夏相率写出，亦有次第可寻。

　　杜甫草堂周围的景色很秀丽，他在那儿的生活也比较安定。然而饱尝乱离之苦的诗人并没有忘记国难未除，故园难归；尽管眼前繁花簇簇，家国的愁思还时时萦绕在心头。其本意是写景抒情，并未有批判女子作风的意思，但因为其中两句所用意象“柳”“桃花”也用来形容女子，所谓残花败柳，面若桃花等。且诗中极尽其轻浮的状态，所以常被后人用来暗指女子作风的轻佻，放荡不羁。

其七赏析

　　这一首《漫兴》是写初夏的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景中状物，而景物相间相融，各得其妙。

　　诗中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初夏风景图：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径上，好像铺上了一层白毡；而溪水中片片青绿的荷叶点染其间，又好像层叠在水面上的圆圆青钱。诗人掉转目光，忽然发现：那一只只幼雉隐伏在竹丛笋根旁边，真不易为人所见。那岸边沙滩上，小凫雏们亲昵地偎依在母凫身边安然入睡。首句中的“糁径”，是形容杨花纷散落于路面，词语精炼而富有形象感。第二句中的“点”、“叠”二词，把荷叶在溪水中的状态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使全句活了起来。后两句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微寓萧寂怜儿之感”，我们从全诗看，“微寓萧寂”或许有之，“怜儿”之感，则未免过于深求。

　　这四句诗，一句一景，字面看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一句诗一幅画面；而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初夏郊野的自然景观。细致的观察描绘，透露出作者漫步林溪间时对初夏美妙自然景物的留连欣赏的心情，闲静之中，微寓客居异地的萧寂之感。这四句如截取七律中间二联，双双皆对，又能针脚细密，前后照应。起两句明写杨花、青荷，已寓林间溪边之意，后两句则摹写雉子、凫雏，但也俱在林中沙上。前后关照，互相映衬，于散漫中浑成一体。这首诗刻画细腻逼真，语言通俗生动，意境清新隽永，而又充满深挚淳厚的生活情趣。

其九赏析

　　《杜臆》中云：“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这第一首正是围绕“客愁”来写诗人恼春的心绪。“眼见客愁愁不醒”，概括地说明眼下诗人正沉浸在客居愁思之中而不能自拔。“不醒”二字，刻画出这种沉醉迷惘的心理状态。然而春色却不晓人情，莽莽撞僮地闯进了诗人的眼帘。春光本来是令人惬意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但是在被客愁缠绕的诗人心目中，这突然来到江亭的春色却多么扰人心绪！你看它就在诗人的眼前匆急地催遣花开，又令莺啼频频，似乎故意来作弄家国愁思绵绵中的他乡游子。此时此地，如此的心绪，这般的花开莺啼，司春的女神真是“深造次”，她的殷勤未免过于轻率了。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之中，深化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这首诗里恼春烦春的情景，就与《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意境相仿佛。只不过一在乱中，愁思激切；一在暂安，客居惆怅。虽然抒发的感情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是用“乐景写哀”（王夫之《姜斋诗话》）则哀感倍生的写法。所以诗中望江亭春色则顿觉其无赖，见花开春风则深感其造次，闻莺啼嫩柳则嫌其过于丁宁，这就加倍写出了诗人的烦恼忧愁。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很符合生活中的实际。仇兆鳌评此诗说：“人当适意时，春光亦若有情；人当失意时，春色亦成无赖”。（《杜诗详注》卷九）正是诗人充分描绘出当时的真情实感，因而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此诗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其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

　　首联虚实交错，今昔对照，从而扩大了时空领域。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用“昔闻”为“今上”蓄势，归根结底是为描写洞庭湖酝酿气氛。

　　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洞庭湖坼吴楚、浮日夜，波浪掀天，浩茫无际，真不知此老胸中吞几云梦！这是写洞庭湖的佳句，被王士禛赞为“雄跨今古”。写景如此壮阔，令人玩索不尽。

　　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亲朋无一字”，得不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任何援助；“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自夔州携带妻儿、乘舟出峡以来，既“老”且“病”，飘流湖湘，以舟为家，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面对洞庭湖的汪洋浩淼，更加重了身世的孤危感。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意。

　　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上下句之间留有空白，引人联想。开端“昔闻洞庭水”的“昔”，当然可以涵盖诗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十多年时间。而这，在空间上正可与“关山北”拍合。“凭轩”与“今上”首尾呼应。

　　首联叙事，颔联描写，颈联抒情，尾联总结。通篇是“登岳阳楼”诗，却不局限于写“岳阳楼”与“洞庭水”。诗人屏弃眼前景物的精微刻画，从大处着笔，吐纳天地，心系国家安危，悲壮苍凉，催人泪下。时间上抚今追昔，空间上包吴楚、越关山。其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与洞庭水势融合无间，形成沉雄悲壮、博大深远的意境。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与诗人胸襟的博大，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绦《西清诗话》说：“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全诗纯用赋法，从头到尾都是叙述的笔调。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诗用赋法，没有形象，没有诗味。事实上，赋法是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法，其特点是不注重诗的语言和局部事物的形象化，而着力创造诗的总体意境。《登岳阳楼》正是运用赋法创造艺术形象的典范。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已经使人不觉得有艺术方法的存在，甚至不觉得有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诗人的思想感情撞击着心扉。

　　全诗以自叙和抒情为主，真挚感人；写景只是三，四两句，既是实写，又想象，一“坼”一“浮”，把洞庭湖的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