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架上鹰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诗的开头从赤骠马的神骏落笔。首句用画家难以描绘来虚写一笔，次句用一新奇的比喻来写马的形象：好似一片桃花色的旋风在回旋。“旋风”与“桃花色”构成难以捕捉的形象，从而落实了“画不得”。这是动的描写。三、四两句用名贵的装饰来进一步衬托马的神骏，全用颜色搭配，写得色彩摈纷。这是静的描写；诗的次四句从试骑的方面写马。“尾长”一句从马本身形象写，“自矜”和“百金”两句则分别从骑者的心理和价格的高贵两方面写，都突出了马的不同寻常。“新买时”一句自然引出下文。

　　以下四句写“新买时”的情景。“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这两句用京城人们的反映对马作侧面烘托。“扬鞭骤急白流汗，弄影行骄碧蹄碎”，这两句则从疾驰和缓行两方面对马作直接描绘。这四句写得很有概括力而又十分形象；京城里的人们仿佛看到：新买的赤骠马穿过京城大街小巷，一会儿扬蹄疾驰，一会儿摇尾缓行，路旁人们无不喧喷称赞。作品就用这种环境把马的神骏突显出来。接着四句又从精心修饰喂养的角度，与众马比较写赤骠马。“独意气”，“偏雄豪”，从马的神态方面写出它的不凡气概。“骑将猎向南山口”以下四句选取了一个特定的射猪场面，以迅疾的狐免，矫健的苍鹰与赤骠马比较，来突出“疾如飞”的赤骠马奔跑的迅捷，“草头一点”，把马的姿态写得轻快而又飘逸。

　　以上对赤骠马作了尽情描绘，以下八句则转而写卫节度。开始三句对卫节度的富贵加以赞颂，第四句又归结到马上，但不单写马，而是将人与马合起来写：人以马而增辉，马以人而生光，赞扬赤骠马而及于卫节度。诗的最后四切仍将人与马并写，男儿称意，马儿神骏，人马均属不凡。结尾两句则以卫节度和赤骠马双扇作结，扣应题意，预言卫节度将获取更大战功。

　　这首诗采用铺叙的写法从各个方面极写赤骠马的神骏，其中运用大量比喻和衬托，把骏马写得如在目前；最后赞扬骏马而及马的主人，手法高明。

参考资料：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九。下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助理、古籍室主任林东海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下层人民的饥寒，后四句表现上层社会的糜费；两相对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全诗用的是对比手法，不仅前半首和后半首将下层与上层情况作了鲜明的一般性对照，而且前半首与后半首又分别用了不同的特殊对比手法，具体表现下层和上层的情况：前半首用的是“推理对比”，后半首用的是“转化对比”。

　　前四句说：在田地里扶犁耕种的男儿，理应有饭吃，吃得饱，但是实际上却挨饿；在窗牖下投梭织布的妇女，理应有衣穿，穿得暖，但是实际上却在受冻。情理本应如此，而实际却正相反，情理与实际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情理并非直接表现出来的，只写出条件，由读者推理，然后与实际情形对照，可称之为“推理对比”。这种对比，读者会对不合理现象发出“岂有此理”的感叹，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颇有艺术效果。

　　推理对比，早就有此传统。《淮南子·说林训》说：“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这里就包含了推理对比。这手法在诗歌中普遍运用，如孟郊《织妇辞》“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杜荀鹤《蚕妇》“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都是表现用者不肯为，为者不得用。宋张俞《蚕妇》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诗历来脍炙人口。它之所以能如此耐人寻味，也正在于采用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推理对比手法。表现生活中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不合理现象，多用此法。《苦辛吟》就用此法表现了食、衣两方面的不合理情况。

　　后四句说：我希望燕地赵地的美女，都变成面目丑陋而德行贤惠的嫫母；那么，她们的笑，就不可能再那样值钱，也就再不至于有一笑千金的挥霍现象了。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利，都会好起来。古时传说燕、赵（在今河北省）出美人，这里以美人之锦衣玉食，一笑千金，典型地表现出上层生活的糜费；诗人对此现象十分不满，因而浪漫地提出这样的假设：但愿有朝一日，燕、赵所出美人，转化为黄帝的妃子嫫母：貌美转化为貌丑，无德转化为有德，笑值千金转化为笑不值钱。到那个时候，社会上富者穷奢极侈、贫者衣食无着的现象，也许可望有所改变吧。诗人驰骋想象，从现实的境界转化为理想的境界。巧妙地用两种境界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手法可称之为“转化对比”。诗人有意通过浪漫的想象来构成这种转化对比，借以批判上层社会的腐败。

　　转化对比也是传统的对比手法，“沧海桑田”是自然界的转化对比，通常被用来说明古今人事转化的对比；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则是直接表现古今人事的转化：“吴宫花草”变为“幽径”，“晋代衣冠”成了“古丘”，这也是一种转化对比。此诗通过想象中的转化，来构成转化对比，在艺术效果上同样能使所表现的形象鲜明而又突出，能使所抒发的感情宛转而又强烈，富有艺术感染力。

参考资料：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
荐衡刘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
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
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

参考资料：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