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西施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半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阃外边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参考资料：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参考资料：

　　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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