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参考资料：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

参考资料：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全文围绕“取其名而去其实”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参考资料：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圮于河，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余里无迹。

　　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杮，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颠乎？”众服为确论。

　　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转转 一作：再转)

　　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资料：

　　此诗抒写作者对早春的热爱之情。全诗构思巧妙，虽只有第二句实写春色，而描写春色又只以柳芽一处而概括早春全景。后半段虽写仲春观花的惯常盛况，实际却更加反衬早春的独特与诗人的慧眼。

　　此诗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前两句突出诗题中的“早春”之意。首句是诗人在城东游赏时对所见早春景色的赞美。这里有两层意思，既是表明，为诗家所喜爱的清新景色，正在这早春之中；同时也表明，这清新的早春景色，最能激发诗家的诗情。一个“清”字用得贴切。这里不仅指早春景色本身的清新喜人，也兼指这种景色刚刚开始显露出来，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环境显得很清幽。

　　第二句紧接第一句，是对早春景色的具体描绘。早春时，柳叶新萌，其色嫩黄，俗称“柳眼”。“才”字“半”字，都是暗示“早”。如果只笼统地写柳叶初生，虽也是写“早春”，但总觉得平淡无味。诗人抓住了“半未匀”这种境界，使人仿佛见到绿枝上刚刚露出的几颗嫩黄的柳眼，那么清新宜人。这不仅突出了“早”字，而且把早春之柳的风姿勾画得非常逼真。生动的笔触蕴含着作者极其欢悦和赞美之情。早春时节，气候寒冷，百花尚未绽开，唯柳枝新叶，冲寒而出，最富有生机，最早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写新柳，恰好抓住了早春景色的特征。

　　上面已将早春之神写出，如再作具体描绘，必成赘疣。下联用“若待”两字一转，改从对面着笔，用芳春的秾丽景色，来反衬早春的“清景”。“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建于秦代，汉武帝时加以扩充，为汉宫苑。诗中用来代指京城长安。繁花似锦，写景色的秾艳已极；游人如云，写环境之喧嚷若市。然而这种景色人人尽知，已无新鲜之感。此与上联，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早春清新之景的喜爱。

　　此诗纳清极、秾极之景于一篇，格调极轻快。诗篇特从“诗家”的眼光来写，又寓有理趣，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创作见解：即诗人必须感觉锐敏，努力发现新的东西，写出新的境界，不能人云亦云，老是重复那些已经熟滥的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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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首二句即对偶精工而又极为凝炼，从大处、虚处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黄昏时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青山绿水在艳丽的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变态百出，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昏旦”、“气候”，从时间纵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观览历程；“山水”、“清晖”，则从空间横向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的立体全景。而分别着一“变”字、“含”字，则气候景象之变态出奇，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均给读者留下了遐思逸想。两句看似平常，却蕴含博大丰富。

　　“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虽由《楚辞·九歌·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句化出，但用在此处，却十分自然妥帖，完全是诗人特定情境中兴会淋漓的真实感受，明人胡应麟云：“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诗薮·外编》）即指出了诗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而是将由素养中得来的前人的成功经验，在艺术实践中触景而产生灵感，从而自然地或无意识地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娱人”，使人快乐；“憺”，安然貌。不说诗人留恋山水，乐而忘返，反说山水娱人，仿佛山水清晖也解人意，主动挽留诗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

　　“出谷”二句承上启下：走出山谷时天色还早，及至进入巫湖船上，日光已经昏暗了。这两句一则点明游览是一整天，与首句“昏旦”呼应；同时又暗中为下文写傍晚湖景作好过渡。

　　以上六句为第一层，总写一天游石壁的观感，是虚写、略写。“林壑”以下六句，则实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天空中飞云流霞的余氛，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水中，那田田荷叶，重叠葳蕤，碧绿的叶子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又投下森森的阴影，明暗交错，相互照映；那丛丛菖蒲，株株稗草，在船桨剪开的波光中摇曳动荡，左偏右伏，互相依倚。这四句从林峦沟壑写到天边云霞，从满湖的芰荷写到船边的蒲稗，描绘出一幅天光湖色辉映的湖上晚归图，进一步渲染出清晖娱人、游子憺然的意兴。这一段的写法，不仅路线贯穿、井然有序，而且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毫发毕肖。在取景上，远近参差，视角多变，构图立体感、动态感强；在句法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这一切，都体现出谢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点。虽系匠心锻炼，却又归于自然。

　　“披拂”二句，写其舍舟陆行，拨开路边草木，向南山路径趋进；到家后轻松愉快地偃息东轩，而内心的愉悦和激动仍未平静。这一“趋”一“偃”，不仅点明上岸到家的过程，而且极带感情色彩：天晚赶忙归家，情在必“趋”；一天游览疲劳，到家必“偃”（卧息）。可谓炼字极工。

　　末尾四句总上两层，写游后悟出的玄理。诗人领悟出：一个人只要思虑淡泊，那么对于名利得失，穷达荣辱这类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轻了；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惬意满足，就觉得自己的心性不会违背宇宙万物的至理常道，一切皆可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诗人兴奋之余，竟想把这番领悟出的人生真谛，赠予那些讲究养生（摄生）之道的人们，让他们不妨试用这种道理去作推求探索。这种因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失意，而又不以名利得失为怀的豁达胸襟，在那政局混乱、险象丛生、名士动辄被杀、争权夺利剧烈的晋宋时代，既有远祸全身的因素，也有志行高洁的一面。而这种随情适性、“虑澹物轻”的养生方法，比起魏晋六朝盛行的服药炼丹、追慕神仙以求长生的那种“摄生客”的虚妄态度，无疑也要理智、高明得多。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庄思想，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何况在艺术结构上，这四句议论也并未游离于前面的抒情写景之外，而是一脉相承的，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三个层次交关之处，两次暗透时空线索。如“出谷”收束题目前半，“入舟”引出题目后半“还湖中”；“南径”明点舍舟陆行，“东扉”暗示到家歇息，并引出“偃”中所悟之理。针线细密，承转自然。其次，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后的感受。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情、景、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几句，“清悠淡永，有自然之味”，更具艺术魅力。

参考资料：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