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迁莺（上巳游涵碧）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因此词有别于“柳七郎（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致书鲜于子骏表达这种自喜：“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此词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作者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作者以少年英主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

　　以上主要写“出猎”这一特殊场合下表现出来的词人举止神态之“狂”，下片更由实而虚。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下片前三句是说，我痛饮美酒，心胸开阔，胆气更为豪壮，虽然两鬓微微发白，但这又何妨？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两句是说，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的罪名（一样信任我）呢？此时东坡才四十岁，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自请外任。此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西夏大举进军环、庆二州，四年占抚宁诸城。东坡因这次打猎，小试身手，进而便想带兵征讨西夏了。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这是东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以边任，到边疆抗敌。一个文人要求带兵打仗，并不奇怪，唐代诗人多有此志。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末三句是说，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如满月一样，朝着西北瞄望，射向西夏军队。词人最后为自己勾勒了一个挽弓劲射的英雄形象，英武豪迈，气概非凡。

　　此作是千古传诵的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后又作出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利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把记叙出猎的笔锋一转，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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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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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更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更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更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更年孩童期、更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更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更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更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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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绿水环绕，清幽静雅的画面。这幅画面是由小桥、曲水、村落、岸阁、绿萍、荷花、人家、院门等景物，有机组合构成的。

　　“桥西一曲水通村”，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色，同时也自远渐近，显现出范成大别墅的方位。湖上烟波浩渺，湖岸林荫繁茂，湖水和溪流相接的岸边滞留着浮萍那绿色的痕迹，作者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找到通向村落的道路。这种情形如同武陵渔人发现水上漂流的桃花而寻到桃花源一样，主人所住的地方正是一个深邃的所在。

　　“岸阁浮萍绿有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声名早已被风吹散，让水涤尽；不变的是那岸边的楼阁亭榭，水中的浮萍野鸭，还有那推不开的满眼满怀的绿。即使这一切都已失落，“信脚自能知旧路”，那双在这山青绿水之间走过千百遍的脚，也是识得路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石湖”，就如陶潜的桃花源。它既是指范成大实在的石湖别墅，更指范成大的精神家园，是其历尽世事后的疲惫身心的修养之所，但是，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外人亦无迹可寻，只有他的知己姜白石寻“痕”而来，穿过“藕花”深处，深扣门扉，吱呀一声，别有洞天，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同道中人自是轻车熟路，如回家一样，而那趋炎附势的俗人，纵然踏破铁鞋也不得其门而入。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姜白石这样清俊雅洁的人才能悟得。

　　第三句写范成大的别墅远离尘世的喧嚣，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品格的称颂。范成大以廊庙之才，归隐江湖之上。他在朝时，希望能为恢复中原而竭智尽忠，但不得孝宗的信任，御史便挟私憾攻击，于是他落职退隐江湖。他视富贵如浮云，惟恐再染尘世的污秽，所以“家在石湖人不到”。这里的“人”便是指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人。主人能做到“人不到”，足见他的操守之高。因而他能在退隐中怡然自乐，沉醉于自然美景中。“藕花多处别开门”，专开门户在荷花繁盛的地方，体现了主人高雅的志趣。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情俊雅洁的人能悟得。

　　三四两句，写景实即写人，此诗赞誉石湖美景，赞扬了主人非同一般的品格和情趣。有人说第三句中的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但有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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