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泛舟南下马尾滩恶既过赋此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文章明写婢女寒花，却几次提及妻子魏孺人，表现出归有光与魏孺人夫妻之问真挚深笃的感情。

　　文章首节开头三句就点明了寒花身分、死去时日和安葬处所。“魏孺人媵也”，寒花不是一般婢女，而是作者所挚爱的前妻的随嫁婢女。“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寒花时年仅十九岁，距魏孺人之死已四年。“葬虚丘”，寒花虽为婢女，仍择地郑重营葬。起首点明亡婢的特殊身分，意在点明与作者的特殊关系。亡婢、亡妻并述，因亡妻而及亡婢的爱屋及乌之情油然而生，因亡婢而及亡妻的追怀悼念之情亦随之而出。这样，既暗示了“葬志”的写作动因，也开启了下文对往事的回忆。领起了全篇。

　　节末一句：“事我而不卒，命也夫！”长声慨叹，总写悲情。这是叙事之后的感情迸发。本来寒花的随侍左右尚可聊慰对亡妻的思念，而今她又不幸早逝，作者的感伤之情便无可遏止了。这里的“命”，不仅指寒花的命运，也兼指魏孺人乃至多次应试、此时尚未中举的作者本人命运。红颜多薄命，生者亦坎坷，深沉的叹息奠定了全文感情的基调。

　　文章主体在第二节，忆寒花三事、孺人两笑。

　　寒花三事：其一是初来时的打扮：“垂双鬟，曳深绿布裳”。此记其稚态可怜。

　　其二是削荸荠时的调皮：“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此述其娇态可噱。

　　其三是吃饭时的神情：“即饭，目眶冉冉动”。此言其憨态可笑。至此，写出了寒花质朴、单纯、天真的情态。孺人两笑：前“笑之”，是称许婢女而同嘲丈夫；后“又指予以为笑”，是引丈夫而共笑婢女。于此，既写出了孺人慈爱、宽厚、善良的风神，也写出了夫妻相得、主婢无问的闺房情趣。以上所忆，都是初媵时事，益见忆念的深远。而所忆均以寒花起、以孺人结，既是扣题所需，益见旨归所在。

　　最后一节，“回想是时”回应“初媵”。跨过时间的隔限，结束往事的忆想，回笔写现在的心情：“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十年”指寒花从“初媵”到此日之死的岁月。欢愉易逝，岁月如流，昔日饶有情趣的事徒增今日的悲感。“可悲也已”句，承第一节的“命也夫”再抒悼念之情，以短吁长叹收笔，更显得情深意长。

　　全文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详略得当。作者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琐事中选材，详细描写了寒花的动作、性格、神态，自然平实，无雕琢之痕迹，富有感染力从体制上讲，它运用了小巧灵活的新形式，并采用倒叙的手法，突出了寒花的形象，情感真挚，亲切自然；另外，该文语言简洁凝练，抒情真挚，记事生动，体现出归有光散文善用极淡之笔，写极浓之情的特点。

参考资料：

　　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遭谪边多年。刘瑾败后，官至兵部尚书。但其安邦定国大志终不得伸展，心中自然苦闷，故有夜不入眠，寻幽解闷之举。《龙潭夜坐》便是此种心境的写照。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首联写“花香”、“溪声”引动诗人游兴。此处开篇点题，扣住“夜坐”落笔，先从嗅觉、听觉写起，“花香”扑鼻而不知所自，“溪声”充耳却隔着石林茅屋。夜深人静，“花香”、“溪声”自然格外清晰，但又都笼罩在夜色朦胧之中，让人感知得到，而捉摸不着，充满神奇的力量，令人向往，激发了诗人的游兴。

　　“幽人林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此联写诗人林夜独游。诗人这里自称幽人。明林当空，诗人踏着林光，在龙潭附近夜游。四周一片幽静，唯有山中栖息的鸟儿不时发出鸣叫。这里，诗人意在表现林夜的孤寂空廓，但不从寂静无声上用力，而是特意地写了声响，以反衬周围环境的空旷幽邃，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使自然界充满生命的意趣。

　　“草露不辞芒屦湿，松风偏与葛衣轻。”这一联写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的轻松快慰的心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归隐情调。诗人踏着“草露”，迎着“松风”，不怕草鞋打湿，任凭风吹衣飘，虽有露冷风凉之感，但诗人向往归隐生活，一派隐逸风情跃然纸上。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尾联抒发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大江南北壮丽风光的热爱。孔子在《古琴操》中有《猗兰操》，哀伤生不逢时。王守仁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因小人陷害，以功成罪。作此诗时，正是他伤不逢时的时候，所以借《猗兰操》琴曲名来抒发心中的烦忧。但正当他面对大江，想要发泄不满时，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又使他抑郁的心情豁然开朗，足见诗人的胸怀是坦荡豁达的。

　　全诗写龙潭夜景，一片清幽，含蓄委婉地抒发了诗人厌倦世俗官场，眷然归与的思想感情。

参考资料：

　　该诗概括了诗人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战斗生活，暗寓抗倭斗争的艰难困苦。因有感于曾一起抗倭的汪道昆被弹劾罢官，来形容自己像远离京师孤立无援的臣子，远望皇帝居住的地方，作者仍盼抗倭斗争能得到朝廷的充分支持，既表达了对祖国的赤诚，自己有一片抗倭报国的一腔热血，也蕴含了对朝廷的忠贞。

　　此诗以十分形象化的手法，抒发自己的丹心热血。

　　首句“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此诗虽为登临之作，却不像一般登临诗那样开篇就写景，而是总括作者在苍茫海域内东征西讨的卓绝战斗生活。“寒”，既指苍茫清寒的海色，同时也暗示旷日持久的抗倭斗争是多么艰难困苦，与“孤臣”有着呼应关系。第二句写登临，又不是写一般的登临。“望宸銮”，交待出登临望阙台的动机。“孤臣”，不是在写登临人的身份，主要是写他当时的处境和登阙台时复杂的心情。战斗艰苦卓绝，而远离京城的将士却得不到来自朝廷的足够支持，作者心中充满矛盾。得不到朝廷支持，对此作者不无抱怨；可是他又离不开朝廷这个靠山，对朝廷仍寄予厚望。所以，他渴望表白自己的赤诚，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正是这矛盾的心情，促使作者来到山前，于是望阙台上站起英雄伫望京师的孤独身影。至此，我们才会看到，第一句诗不是徒然泛设。它其实为下面的登临起着类似领起的作用。没有多少年艰苦的孤军奋战作前题，那么此次登临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一联是借景抒情。作者登上望阙台，赫然发现：千峰万壑，秋叶流丹。这一片如霞似火的生命之色，使作者激情满怀，鼓荡起想像的风帆。这两句诗形象地揭示出封建社会中的爱国将领忠君爱国的典型精神境界。在长达十来年的抗倭战争中，作者所以能在艰苦条件下，不停懈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出于爱国和忠君的赤诚。

　　“繁霜”二句，作者借“繁霜”、”秋叶”向皇帝表达自己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心。虽然，王朝对自己海上抗战支持甚少.而且甚有责难。但自己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虽凝如繁霜，也要把这峰上的秋叶染红。作者轻视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哪怕自己遭致不公之遇，也仍然忠心耿耿地驰海御故。由于作者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情怀，尽管是失意之作，也使这首诗具有高雅的格调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用拟物法，以繁霜比喻自己的鲜血，形象生动，在艺术表现上极富感染力，读其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愧为千古传颂的名作。

参考资料：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
鼓柁湘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
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

　　“近得浔阳江上书，遥思李白更愁予。”以太白譬梦阳，不仅因二者同姓，而且也以才德兼备而不见容于世相似。“愁予”一辞出自《楚辞·九歌》“目渺渺兮愁予”，大有“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愁思。杜诗接下去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之句，言太白才高见嫉，被陷于小人。又于“魑魅”外想出个“鼋鼍”作对仗： “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鼋鼍”偏义于后者即鳄鱼，那可是扬子江上要吃人的怪物。引入“鼋鼍”，便与“浔阳江”更为贴切。这“鼋鼍”和“魑魅”，都是比喻李梦阳周围的恶势力。它们围住他、窥伺他，是决不肯放过他的。作者同意朋友在信中的说法，也是希望他提高警惕，不要大意，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后四句承上意转，进一步希望朋友作最坏的打算。看来问题还不太严重，最多是丢官归里。不过也不那么简单，还未能马上急流勇退。因为“魑魅”、 “鼋鼍”在逼近，在窥伺，欲速不达，只能步步为营，且守且退。“鼓柁襄江应未得，买田阳羡定何如？”襄江流经襄阳，那是汉代隐逸汉阴丈人、庞德公，唐代田园山水诗宗孟浩然居住过的地方。阳羡是会稽的一块好地方，苏东坡词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

　　诗中“鼓柁襄江”、“买田阳羡”皆指归田。“应未得”、“定何如”亦互文，都是尚不能付诸实践之意。但诗人相信这一天会成事实，因李梦阳实际上是开封人，何景明系信阳人，两地距淮河、桐柏山不远，所以诗的结尾道：“他年淮水能相访，桐柏山中共结庐。”这个结尾表明作者也已厌倦官场黑暗，意欲退隐，不仅是为明哲保身，也是为远世全节的考虑。友人一旦丢官，交游定当锐减，而何大复本人坚定表示愿与卜邻，正是从道义上给朋友以支持。

　　全诗两句一意，极为疏朗。如纯从技巧角度而言，中两联上下句均似有犯复之嫌。试将颔联“天边魑魅窥人过，日暮鼋鼍傍客居”，与杜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比较，前句两句十四字只一意，后两句十字具两意，其意象疏密之别显然。但从全诗着眼，则情真意挚，一气贯注，实不拘拘格律，不当以字句之工拙计优劣。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