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筝

　　若要把白居易《琵琶行》裁剪为四句一首的绝句，实在叫人无从下手。但是，《琵琶行》作者的这一首《夜筝》诗，无疑提供了一个很精妙的缩本。

　　“紫袖”、“红弦”，分别是弹筝人与筝的代称。以“紫袖”代弹者，与以“皓齿”代歌者、“细腰”代舞者（李贺《将进酒》：“皓齿歌，细腰舞。”）一样，选词造语十分工整。“紫袖红弦”不但暗示出弹筝者的乐妓身份，也描写出其修饰的美好，女子弹筝的形象宛如画出。“明月”点“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倘如“举酒欲饮无管弦”，那是不免“醉不成饮”的。读者可以由此联想到浔阳江头那个明月之夜的情景。

　　次句写到弹筝。连用了两个“自”字，这并不等于说独处（诗题一作“听夜筝”），而是旁若无人的意思。它写出弹筝者已全神倾注于筝乐的情态。“自弹”，是信手弹来，“低眉信手续续弹”，得心应手；“自感”，弹奏者完全沉浸在乐曲之中。唯有“自感”，才能感人。“自弹自感”把演奏者灵感到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写得惟妙惟肖。旧时乐妓大多都有一本心酸史，诗中的筝人虽未能像琵琶女那样敛容自陈一番，仅“闇低容”（闇：àn，黯淡）三字，已能使读者想象无穷。

　　音乐之美本在于声，可诗中对筝乐除一个笼统的“弹”字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接下去却集中笔力，写出一个无声的顷刻。这无声是“弦凝”，是乐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无声是“指咽”，是如泣如诉的情绪上升到顶点所起的突变；这无声是“声停”，而不是一味的沉寂。正因为与声情攸关，它才不同于真的无声，因而听者从这里获得的感受是“别有深情一万重”。

　　诗人就是这样，不仅引导读者发现了奇妙的无声之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通过这一无声的顷刻让读者去领悟想象那筝曲的全部的美妙。《夜筝》全力贯注的这一笔，正是《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节诗句的化用。

　　但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琵琶行》得意的笔墨，是对琶乐本身绘声绘色的铺陈描写，而《夜筝》所取的倒是《琵琶行》中用作陪衬的描写。这又不是偶然的了。清人刘熙载说：“绝句取径深曲”，“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背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尤其涉及叙事时，绝句不可能像叙事诗那样把一个事件展开，来一个铺陈始末。因此对素材的剪裁提炼特别重要。诗人在这里对音乐的描写只能取一顷刻，使人从一斑见全貌。而“弦凝指咽声停处”的顷刻，就有丰富的暗示性，它类乎乐谱中一个大有深意的休止符，可以引起读者对“自弹自感”内容的丰富联想。诗从侧面落笔，收到了“睹影知竿”的效果。

　　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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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句“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主要表现的是诗人在这之前的胸襟怀抱。那时候作者先后投到元宝、李密帐下，自以为胸有珠玑，频频向故主献策，但都不为故主所用，很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

　　“中原”等二句，表明了天下纷扰，各地豪强并起，争夺天下。正是投笔从戎的时机，与其做个刀笔之吏，还不如从军，谋定天下。《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汉书·班超传》：“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纵横句，魏徵借此指自己曾向李密献下策，但不被李密所采纳，反被其耻笑为老生常谈。颇有苏秦不得志时的情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慷慨志犹存”一句充满了转折之意，表明了自己虽然屡遭挫折，但心中热血未灭、壮志依旧还在。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四句，主要勾勒诗人遇到明主，颇受唐太祖重用，为报太祖的知遇之恩，自告奋勇出潼关去招降山东的群雄，并表现所负使命之重大。“杖策”句指出作者果断为李渊献策，并义无反顾去实现这条计谋。“驱马”表达出作者奉命安抚山东时的豪迈、敏捷和急迫之态。“请缨”等二句，则用汉终军和郦食其的故事比拟自己的山东之行，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明作者在路途中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行迹在群山中放眼望去，那些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作者心情因任务艰巨，前途未卜而起伏不平，忐忑不安。“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老的丛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荒无人烟，战乱留给人民的是一片凄凉。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作者不但知道前途的艰险，个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这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而更真实的展现了人性，更为作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太祖的知遇之恩。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表明了作者重视信义，有恩必报，不图功名的思想。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徵的人生观、价值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徵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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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为李贺组诗《马诗》二十三首的第九首。这首诗化用飂叔豢龙的典故，斥责当时统治者摒弃、残害贤才，表现了作者的愤慨不平和对英才埋没的痛惜心情。

　　刘辰翁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盖李贺此二十三首皆借马以抒感。王琦谓“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征马矣。”二人所论皆是。此诗叹良马不得善养者则必为风霜所摧折，可为咏物诗之典范，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于此诗中可以明见。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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